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可相互促進

　　文匯報：海德格爾曾說過一句至理名言：“人，當詩意地棲居。”對于世界上那些生活在嚴重污染環境中不能自由呼吸的人們來說，“詩意地棲居”就似乎是一個遙遠的夢想。發達國家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大范圍高濃度的霧霾災害，影響了人們正常的工作與生活，同時給身體健康帶來了巨大威脅。針對近來中國頻發的霧霾天氣，您如何評價？覺得應該如何治理？

　　趙金華：曠日持久的大范圍霧霾天氣再次引發了我們對環境的深深憂慮，也再度敲響了治理污染刻不容緩的警鐘。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盡管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卻也十分高昂。霧霾問題僅僅是凸顯的環境污染問題中的冰山一角，土壤和水的污染也已經到了必須全力治理的程度。

　　治理霧霾污染問題，首先要有直接針對空氣質量的立法。倫敦的污染事件直接推動了1956年英國清潔空氣法案的通過，美國于1963年開始實施的清潔空氣法案。在這些關于空氣質量的法案通過之后的數十年間，英國和美國的空氣質量獲得了極大的改善。

　　其次，保證環境監管部門的獨立性，理清環境監管的關系。此外還要建立權威的、更加透明的空氣質量監測體系。比如，美國環保署在全國范圍內設立數以千計的空氣污染物檢測站點，同時還有很多流動的空氣質量監測車，通過流動的取樣來監測各地的空氣質量，從而為執法監管提供權威準確的數據。

　　再次，是要嚴格治理機動車尾氣。中國霧霾的成因中，汽車尾氣污染排放對城市空氣污染分擔力占比約為20%至25%。所以治理機動車能顯著減少大氣污染，這也是國外治理大氣污染常用的方法。最后，依靠“從量”的氣體污染物控制手段。比如，企業每生產一個單位的產品都有與之對應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如果企業違背了這個標準，該企業需要從其他企業購買污染物的排放指標或接受環境監管部門的處罰。然而，目前中國企業污染物排放的控制主要是通過“從價”的手段，即企業根據排放量的高低向環境監管部門交納排污費，這樣的手段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監管部門對于總的污染物排放量不可控，因為企業只要付費就可以排污。

　　文匯報：在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帶來了環境問題，成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瓶頸。有人認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是一對矛盾體，現階段保護了環境往往就限制了發展。您如何看待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趙金華：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可以從短期和長期兩個方面來看。短期內兩者確實有競爭的關系，但從長期來看，很多方面是互相促進的。首先，如果一開始就堅持綠色發展，企業有這方面的限制，當排污被施以重罰之后，企業要么會找新的技術，提高效率，要么會選擇其他不易產生廢物的原材料。這樣就會直接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從長遠來講，企業的生產力也就隨之提高了。

　　其次，環境的政策可以促進一個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我們現在老講產業結構升級，而且常常是用產業政策來促使產業結構升級，其實環境政策也可以幫助調節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

　　文匯報：現在一方面污染已經到了相當嚴峻的程度，另一方面，我們也在抓緊時間進行經濟轉型。現在對中國政府來講是否是一個戰略的機會，應如何抓住這個機會，實現中國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趙金華：目前中國的環境污染，已經到了非做一些事情不可的地步了。實際上，空氣污染是這樣，中國的水污染、土壤的污染同樣嚴重。只不過霧霾是大規模的、大家能看得見的直觀污染。以前我們說治理環境問題是為了造福子孫萬代，但目前中國的環境問題，現在治理就能立刻造福自己，更不用說子孫萬代了。而且，環境污染已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障礙。據環保部環境規劃院測算，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經濟損失大約占當年GDP的7%至8%，且呈逐年上升趨勢。

　　中國環境污染的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有效的污染治理政策手段一定是以政府為主導、以市場為基礎的。完全靠市場的力量來治污是行不通的，因為污染和治污是一個外部性的問題，市場機制是失靈的。反過來，由于政府和排污者之間存在信息高度不對稱，完全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來治污很可能會導致高昂的經濟代價。因此，行之有效的污染治理機制必然涉及政府頂層設計和市場激勵機制設計。

　　有鑒于此，我們應該盡快開展以下幾方面的工作。第一，提升戰略層級和權威性，組建超部委的高規格的環境治理協調機構。我們理當以近期的霧霾問題為契機，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視環境的治理。當前環境污染形勢嚴峻，污染的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綜合治理工程。僅僅依靠環保部等少數部委來治污權威性不夠，需組建高規格的環境治理委員會，該委員會應由更高權威機構和領導掛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