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外交事務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武心波

　　安倍晉三推行的經濟改革已一年有余。2012年9月26日安倍當選在野黨自民黨總裁，一個月后開始草擬經濟改革戰略，幾周后，這一戰略被媒體命名為“安倍經濟學”[1]。這一改革政策雖取得了顯著成就，但仍留下諸多讓人不解的困惑：安倍此次采取的宏觀調控手法并沒有超出此前日本歷屆內閣刺激經濟時所慣用的手法，但為什么之前無效而此次卻有奇效；解決國內經濟問題是個很內向的問題，但安倍的表現卻十分外向，以咄咄逼人的戰略姿態和異常亢奮的熱情和激情，不惜將大量時間和主要精力投入到外交和安全領域。[2]“安倍外交學”與“安倍經濟學”，兩者之間的反差十分刺眼且怪異。

　　“安倍外交學”是一個有待界定的概念。日本《朝日新聞》中文網2013年12月17日發表分析文章，指出安倍在2013年里，將“經濟”和“對中國”這兩大課題放在外交活動的優先位置。筆者認為，“安倍外交學”的核心內涵是借美國“重返東亞”之機，用冷戰思維來應對東亞大變局，試圖在東西之間和中美之間制造新一輪的陸權與海權的對立與沖突，從中牟利。“安倍外交學”與“安倍經濟學”是不可分割的兩面，共同構成了日本新一輪的國家發展戰略。

　　對此，人們不禁要問，以安全為主要內涵的“安倍外交學”與以治理國內經濟為基本內涵的“安倍經濟學”之間究竟存在著一種怎樣的隱秘關系，它們之間是否存在著一種迄今仍不易為人們所察覺的戰略上的因果互動關系？

　　本文擬以此為切入點，以地緣政治為理論視角，從戰略的高度將“安倍外交學”與“安倍經濟學”作為一體兩面的完整對象來把握，聚焦日本外交與經濟的因果互動關系，在對冷戰后兩者關系起伏與演變的歷史脈絡進行梳理和考察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安倍外交學”與“安倍經濟學”兩者間的隱秘關系及其戰略互動的本質。

　　一、失去冷戰環境，日本經濟一蹶不振

　　日本經濟在冷戰后的20年，與冷戰前快速增長的40年(1951～1990)相比，顯得萎靡不振，被稱為“失去的20年”。從經濟增長速度對比來看，1991～2011年，日本經濟年均增長率不足1%，而同期世界經濟增長率為3.4%，美國約為2.5%，歐元區為1.6%。[3]為什么在后冷戰時期，置身于全球化進程中的世界各國經濟均有發展的情況下，唯獨日本一蹶不振？這儼然成了另一個“日本經濟之謎”，“日本病”也因此成了世界一大流行語。

　　首先，讓我們關注一下發生在東亞的兩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一個是“日本經濟奇跡”，這是20世紀80年代為世界所津津樂道的話題，為此，美國學者傅高義[4]還出了一本《日本名列第一：對美國的啟示》的書；另一個是“中國經濟奇跡”，這是當今世界的熱門話題，英國學者馬丁·雅克為此出了一本《當中國統治世界》[5]的書。兩個經濟奇跡都發生在東亞，而且中國經濟奇跡帶來的高速增長已經打破了日本經濟奇跡時期所創造的紀錄。我們發現，這兩大奇跡分別是兩個不同時代的產物。日本“經濟奇跡”是冷戰這一特殊時代大環境下的產物，而中國的“經濟奇跡”則是全球化時代的產物。美國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曾說，日本是冷戰時期的最大贏家，今天也有美國人大聲地說，中國是全球化時代的最大贏家。

　　這里姑且不說中國，只論日本。歷史似在告訴我們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日本經濟是在冷戰這一特殊的環境中形成、發展與強大起來的，日本經濟奇跡是冷戰時期的特殊產物。而日本經濟在后冷戰時期的表現，充分印證了其與冷戰相伴相生、榮枯與共并早已固化為日本經濟基本結構的“冷戰式經濟結構”，是日本無法全面適應和徹底融入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最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