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其國家地理條件和資源條件均不支持日本成為世界經濟的強國和大國，但日本經濟奇跡還是發生了——一躍為世界經濟第二大國，這是不正常的。那么，日本究竟是怎樣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和強國的呢？毫無疑問，是冷戰這一特殊的環境和特殊的時代打造出了日本的經濟奇跡，也即日本奇跡是冷戰這一特殊時代的產物。

　　對于一個國內市場狹小、缺乏縱深地帶、資源極度缺乏的島國日本來說，其歷史上的最好成績也就是勉強成為世界五強之一，但二戰后日本卻成為世界經濟的老二，其中的奧妙何在？筆者認為，其奧妙就在于長期的東西方對峙，也即冷戰使日本成了全球地緣政治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支點。憑著這個戰略支點，日本可以使整個西方世界對它戰略傾斜，而有了這個傾斜和特殊身份，日本可以源源不斷地廉價地輸入所需要的各種資源，還有技術、市場乃至某些大國的保護、偏袒和容忍等，讓日本充分地享受到“全球貴賓”的特殊待遇。日本經濟奇跡正是在這樣的特殊環境中產生的。

　　日本是東亞地區唯一能從外部環境的對立與沖突中不斷收獲各種好處的國家。從美蘇對立、美中對立中，日本不僅嘗到了逃避美國占領和打擊的甜頭，而且之后還得到各種源源不斷的援助和有力扶持；冷戰格局下爆發的朝鮮戰爭中日本獲得了始料不及的巨大的戰爭“紅利”，形成了冷戰式經濟結構的雛形；在繼之而來的越南戰爭中，源源不斷的各種“特需”又將日本經濟再次送上了發展的“快車道”。無論是總體性的冷戰格局，還是冷戰格局下局部性的幾次熱戰沖突，都起到了強化日本冷戰式經濟結構的作用，從整體上奠定了這種經濟結構的基礎。

　　20世紀80年代是日本的巔峰時期，一度“被普遍認為將取代美國，成為下一個經濟超級大國。然而，從那以后，日本經濟一直在走下坡路。90年代，以高股價和高房價為特點的‘泡沫經濟’破裂，股市市值蒸發了大約四分之三，土地價格也滑落至1975年的水平。從2000年以來，日本的經濟年均增長率不到1%”[6]。冷戰的終結，使日本喪失了確保經濟發展的得天獨厚的外部環境，開始由強轉弱，加之泡沫經濟的崩潰和全球化浪潮的沖擊，日本經濟在多重打擊下開始一蹶不振。

　　全球化時代是一個沒有特殊公民的時代。全球化奉行的是公平、公正的原則，講的是效率和自由競爭，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切都得靠自己去爭取、打拼。為此，世界無法再像冷戰時期那樣向日本傾斜，給它以特殊的關照和優惠。日本不再是東西對立的戰略支點，不再是西方世界的座上客，不再是世界的特殊公民，而開始成為一個普通國家、世界的普通公民，這意味著日本從今以后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找食吃”，也即日本從今以后要和所有的國家一樣靠自己的能力在全球化時代去競爭和打拼。

　　在失去的漫長的20年中，不能不說日本已竭盡全力了，日本幾乎已經用盡了所有的手段來擺脫困境，無論是寬松的貨幣政策，抑或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甚至是大企業浴血奮戰，采取壯士斷臂、告別傳統、變身成西方“經濟人”的改革，可以說能想到的日本都想到了，該采取的經濟手段日本也都采取了?！斑@些年來，日本政府多次推行刺激措施。自1995年以來，預算赤字平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這也解釋了政府負債為何激增。日本央行多次放寬信貸。它在1999年將短期利率降至接近于零。另外，日本央行還采取過兩次‘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即向經濟注資)，一次是從2001年到2006年，另一次從2009年至今”[7]。但日本卻始終無法從僵化的冷戰式經濟結構的束縛中擺脫出來，無法將冷戰式的經濟結構改造成全球化式的經濟結構，還在冷戰的泥沼中掙扎。

　　冷戰后，日本在歐美總體戰略中的可利用價值大大減弱，加之日本曾一度欲挑戰歐美，成為引起歐美高度警惕的新威脅，日本的好日子便這樣迅速地結束了。此后的20余年，日本不僅失去了過去那種歐美對它的戰略庇護，而且在和歐美新一輪產業結構升級換代的時代大競爭中，又遭遇慘敗，一大批比爾·蓋茨們的涌現徹底改變了美國的產業結構，將日本遠遠地甩在了身后。而在日本身后，中國、韓國等亞洲后起之秀又在窮追猛趕，使得日本在原有產業鏈中的許多優勢不斷喪失，形成了前有歐美的聯手封堵、后有中韓等亞洲國家拼命趕超的與冷戰截然相反的外部生存環境。日本無奈地陷入了經濟上長達20年之久的低迷徘徊期和國家總體發展上的“戰略迷失期”。

　　日本經濟是在冷戰這一特殊的國際大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日本特有的“冷戰式的經濟結構”與國際冷戰大環境之間的關系猶如魚水。事實證明，在冷戰中崛起的日本，一旦離開了特有的冷戰式國際大環境，其經濟就會萎縮弱化，而其冷戰式的經濟結構就會出現“貧血綜合癥”，日趨板結化、僵化到積重難返的地步，無法進行自我調整以適應高度發展的經濟全球化時代。[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