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倍外交學”與“安倍經濟學”共同構成日本國家發展戰略新內涵

　　無法擺脫“冷戰式經濟結構”制約的日本一直在苦苦掙扎，陷入了漫長的自我調整、自我改善的戰略忍耐期與等待期。

　　日本曾經的輝煌是建立在西方與中國對立的基礎上的，日本獨特的地緣優勢，使其具有這種從東西對立和中國與西方大國對立中源源不斷攫取各種資源的“自然稟賦”，也是日本在挑戰西方失敗后逃避西方打擊的護身符。為此，一直以“不死鳥”自稱的日本，總在心里暗暗地期待著這股“神風”的再次來臨。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就開始盯上了中國。最早提出“中國威脅論”的人是日本防衛大學副教授村井友秀，他于1990年8月在《諸君》月刊上發表的題為《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的文章中第一個喊出了“中國威脅”(此后的20多年來，“中國威脅論”在日本長盛不衰)。日本試圖挑起中國與西方再次對立的戰略企圖，確實成功地幫助日本擺脫了美國對日本的打擊，也引起了西方對“中國威脅”的戰略警覺，并因此而停止了對日本的敲打。美國開始強化美日同盟，尤其是小布什政府與小泉政府時期。但在整個后冷戰時期的20年里，在西方人看來幾近于“歷史的終結”和美國“一超獨霸”的時代，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對美國形成威脅，構成挑戰，因此，日本所苦苦等待的所謂“神風”或新一輪的東西對立局面，直到2008年之前都沒有到來。

　　以2008年雷曼公司倒閉為契機，全球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變化。

　　第一，百年未遇的經濟危機還在全球蔓延，難見好轉，危機正在向四處擴散滲透，世界經濟將面臨一場大調整，各國在應對危機的同時，也在為危機的總爆發進行著各種戰略準備。

　　第二，世界政治格局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不僅全球化導致國際體系的加速轉型，而且美國的相對衰落和中國的迅猛崛起，正導致大國關系在全球和區域層面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中美關系曾一度出現了G2的微妙變化，日本甚為驚恐，并暗中作梗。中美經過短暫的試探和調整，終因難以取得互信而很快走向互疑和對立，美國迅速調整其遠東戰略，重返東亞，提出了“再平衡戰略”。

　　第三，體系的轉型和大國關系的變化，正在將世界格局帶入到一個新的時代，有人說是多極時代，也有人說是無極時代(G0)。

　　第四，美國的遠東戰略調整所導致的以海權和陸權為內涵的東西方對立與沖突，正從近東、中東向遠東方向推進，并很有可能演化為新一輪的冷戰(或半冷戰、涼戰、溫戰等等)。

　　上述重大變化發生在美國霸權力量相對衰弱時期，引起了美國戰略上的焦慮與不安。2012年12月，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發表題為《2030年全球趨勢：不一樣的世界》的報告，對2030年前推動全球政治格局發展的各種因素進行了全面分析，描繪了20多年后可能的地緣政治趨勢，承認在經歷了2008～2009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領導的缺位現象加速顯現。美國作為霸權強國的地位正在受到動搖，但沒有一個國家可能會取代其位置。[9]

　　同時，美國國會迫于財政窘境不得不做出決定，要求未來十年美國國防開支將削減5000億美元，每年削減500億美元。對此，美國五角大樓2013年7月31日公布的《戰略選擇與管理評估》報告顯示，自動減支對美軍軍力影響嚴重，海軍的航空母艦將從現在的11艘減至8～9艘，美國海軍陸戰隊將從現在的18.2萬人削減至15萬人，空軍的一些戰斗機與轟炸機中隊也將解散，而陸軍可能會削減到38萬人。美國海軍高級官員2013年8月1日說，強制性自動削減開支措施將減緩美軍亞洲再平衡戰略的實施進度。美國學者擔憂，美國的海軍霸權地位在衰落。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克里斯托弗·萊曼稱：“在過去7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享有無可置疑的全球海軍優勢，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認為，美國海軍可以隨時隨地建立并保持海上主導地位。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美國海軍式微，截至2012年底，艦船數量從將近600艘減少到區區283艘。如今在2013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了防務新戰略，有可能加速美國海軍力量的持續衰落?！盵10]

　　為此，處在相對衰弱時期的美國遠東戰略大調整，迅速地改變了冷戰后美國一度對日本在戰略上的“輕視”和經濟上的遏制與敲打，并迫使美國不得不在戰略上高度重視和“倚重”日本。美國十分欣賞日本在東亞獨一無二的地緣政治優勢，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對此做了十分精彩的解釋：“我年輕時，在去往越南的途中曾到過沖繩。那時就感到，作為戰略要地，日本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況且日本還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精良的防衛能力。可以說，國家規模、地理條件、經濟實力兼具的國家，在亞太地區只有日本?！盵11]日本的地緣政治優勢、經濟實力和潛在的軍事能力等再次躍入美國人的戰略視野，日本的戰略價值得到凸顯。

　　作為島國的日本對國際大環境的變化歷來十分敏感，有著獨特的戰略嗅覺。在第一次大變局中，日本就敏銳地嗅出了西強東弱而成功地抓住亞洲大國中國與西方的對峙、對立和沖突帶來的歷史機遇，通過巧妙地脫亞入歐，一躍為世界五強之一，成為亞洲唯一崛起的強國、大國。二戰后，也是借助于中蘇與美歐的對立形成的冷戰格局而從中收益，再度從戰后的一片廢墟上奇跡般地迅猛崛起，成為冷戰的最大贏家?，F在，日本又敏銳地覺察到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海權東移所帶來的巨大的戰略機遇。

　　顯然，一個經濟上弱勢的日本是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的。因此，面對連續失去了兩個十年的日本，美國不會再讓其失去第三個十年。美國不僅期望日本，而且還扶持日本，猶如戰后和冷戰時期對日本的扶持一樣。阿米蒂奇說：“要強化同盟就急需恢復經濟。首先，最為重要的是重新發現日本的經濟活力，否則日本將每況愈下。當然，即便日本不能恢復往日的經濟實力，美日同盟也會繼續，但日本會逐漸被視為實力相對較弱的同盟國，在國際問題上的發言權也會隨之被削弱。重新發現經濟活力并非易事，需要大膽地放寬限制，此外，為了緩和日本能源不足，開發值得信賴的能源供給源，也需要美日之間的通力合作。我還期待日本的領導人能夠在深思熟慮后闡明日本到底在東亞地區和世界范圍內，希望占據怎樣一個立場和地位，以及相應的理由。”[12]

　　如上所述，對環境十分敏銳的日本，本能地從美國遠東戰略的大調整中嗅出了新冷戰的火藥味，顯得異常興奮和活躍，這對日本來說無異于重新盼來了一個等待了20年的戰略發展機遇。日本外交在美國亞洲戰略大調整中開始積極地扮演起一個十分搶眼的角色——“安倍外交學”，與此同時，“安倍經濟學”也在具有十分詭譎的冷戰氛圍中悄然地應運而生。具有濃厚冷戰色彩的“安倍外交學”和以此為基礎的“安倍經濟學”，作為一枚硬幣的兩面，共同構成了日本國家發展戰略的最新內涵。

　　2013年2月，安倍在華盛頓發表《日本回來了》的演講時明確提出：“日本必須保持強大，首先是經濟強大，同時還要維持國防的強大。”當時，民意支持率超過70%的安倍堅信，日本能夠同時恢復經濟和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力。在猶猶豫豫了20年之后，日本將加快步伐，帶著更明確的目標前進。[13]安倍的表現為美國所深深地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