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安倍外交學”的戰略企圖與作用

　　日本懷念明治維新時的輝煌[14]，難忘冷戰時期的崛起，為了擺脫經濟困境和竭力守住世界大國的地位，又在試圖將自己打造成東西方沖突的戰略支點，希望再次得到西方世界對它的特殊需求、呵護和青睞，以及世界對它的戰略傾斜。日本非常清楚，如果沒有這個戰略支點、特殊需求和戰略傾斜，日本就不可能擺脫失去的一個又一個十年，就不可能保住現在的大國地位，日本的命運就不會發生逆轉，會自然而然地淪為世界的二流國家。為此，日本在背水一戰，做最后的一搏——一場很可能搭上日本身家性命、非常危險的戰略豪賭。

　　全球主義政治邏輯的快速成長，正在改變著傳統國家主義地緣政治時代的游戲規則，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國家間政治取向因不同而發生著劇烈的碰撞。在未來的十年，中國在積極爭取甚至是創造戰略機遇，而連續失去了兩個十年的日本也在拼命地尋找突破口，甚至是不惜一切地創造某種戰略機遇期。中日戰略機遇期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出現了高度重合，但令人遺憾的是，同處十年戰略機遇期的中日兩國，在戰略方向上非但不能相向而行，而且在戰略目標和戰略利益上呈現出了正面沖撞的態勢。

　　中日兩個經濟奇跡是兩個不同時代的產物，由此發展而來的兩國對世界的認識和對各自戰略機遇期的理解與偏好均不同：中國經濟是在全球化時代成長起來的，對全球化有著特別的情結，對相互依存有著十分的偏好，與全球化共進退，重視新型大國關系和命運共同體的建構，因此其戰略機遇期是建立在相互依存、和平發展、共贏的基礎上的，順應著全球化時代的要求。而日本則對冷戰情有獨鐘，其戰略機遇期是建立在制造沖突和對立甚至是戰爭的基礎上的，存有復古式的“冷戰情結”和零和博弈的國際政治“偏好”，試圖回到過去，回到明治維新之前，回到“新冷戰時代”。由此可見，從更深層次看，中日沖突具有倡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較量的性質，本質上是全球主義和國家主義之間的一種長期博弈。中日彼此的邏輯起點和戰略原點不同，分歧和沖突就成為必然。

　　日本依舊深陷于冷戰時代的傳統地緣政治游戲規則中，難以自拔。受“冷戰式經濟結構”需要一個外部沖突的冷戰式外部國際環境與之相匹配這一深層次戰略需求的制約，“冷戰式思維”將長期成為日本制定內外政策時的主導性思維方式，這就決定了日本應對國際局勢變化所制定的對外戰略和外交政策更具冒險性、破壞性、投機性與功利性。傳統地緣政治邏輯又開始塑造起今天的日本。

　　日本作為一個能熟練地駕馭東西方力量和習慣于游走在東西方之間的老牌帝國，十分懂得如何利用外部大環境的變化，為自己謀取最佳發展契機。島國生存經驗告訴日本，美國的戰略東移對處在經濟下滑、國力萎縮、始終難以走出困境的日本來說，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巨大的戰略機遇。為此，日本對美國的重返東亞戰略不僅給予了異常關注和令人費解的巨大支持，而且還以超過任何一個國家的巨大熱情和綿密心思，對之過度詮釋，并創造性地發揮著日本特有的想象力，對未來悲劇式結果無限憧憬。日本的戰略行為被其可怕的傳統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念和冷戰式思維所扭曲，由此而誕生出的“安倍外交學”給日本走出困境或者叫“突圍”開出的藥方是：牽制甚至“圍堵”中國。[15]

　　“安倍外交學”的戰略企圖已日趨明顯：(1)與西方海權結盟共同主導東亞秩序，確保地區穩定和海上安全；(2)配合西方海權戰略重心的東移，構筑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包圍圈；(3)擴張戰略空間，占據戰略要津，圈占共同海域，攫取海洋資源；(4)制造東方大國與西方大國、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新一輪沖突，等等。“安倍外交學”的最終目的，就是試圖在積極配合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的名義下，暗中將中美一點點地拉下水，將東亞大變局拉回到中美對立的新冷戰時期，或演變為一場曠日持久的半冷戰，或演化為一場局部性的沖突與熱戰，為其冷戰式的經濟結構創造一個得天獨厚的大環境，以助其經濟走出長達20年的困境，再次成為新冷戰的最大贏家而再度崛起。

　　于是，“安倍外交學”在東亞政治格局中的“戰略攪局”作用日益明顯。安倍提出“民主安全菱形”戰略構想，推行“價值觀外交”，渲染“中國威脅論”，在釣魚島問題上顯示“不妥協”姿態，并且上任伊始就著手所謂“戰略性外交”，親力親為，將其“圍堵中國”的外交構想付諸實施。安倍現在公然聲稱“要聯合與中國有領土爭議的國家來抗衡中國”[16]，不遺余力地或在中國周邊制造矛盾，或在中日關系中小動作不斷，無中生有地制造誣陷中國的事端，利用媒體丑化和破壞中國形象，似乎要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海權力量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陸權力量一點點地推向對立，推向新一輪的冷戰，推向一次局部性戰爭。

　　與此同時，日本利用美國對日本強烈的戰略期待心理和因此而對日顯示出的最大的寬容乃至暗中的戰略扶持，積極而大膽地放手開展經濟自救，甚至“采用了日本后泡沫時代20年中最激進的經濟政策制定計劃”[17]。2012年底上臺的安倍晉三實施了一系列的經濟刺激政策。這一被通稱為“安倍經濟學”的戰略，要求結合貨幣寬松政策、政府開支高達10萬億日元的財政刺激措施與深化結構性經濟改革的做法。他稱之為“三支利箭”，借用的是日本武士中關于三支箭綁在一起不易折斷的格言。

　　對于安倍內閣來說，最為理想的政策預期為：在日元貶值的帶動下出口有力反彈；進口產品價格大幅上揚，居民在通脹壓力下加大消費支出；企業在居民消費增長的帶動下加大投資；在出口、消費和投資三項利好的推動下，日本股市水漲船高；資產價格的上升帶來的財富效應又進一步刺激消費和投資，從而使日本經濟進入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