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安倍經濟學”何以初顯成效？

　　安倍晉三上臺后承諾射出“三支箭”，推動激進改革，為長期低迷的經濟注入新的活水。其施政目標是今后三年內民間投資增長一成左右，恢復至70萬億日元水平，到2020年基建輸出增至30萬億日元。未來十年，將以人均國民收入(GNI)每年增長3%、實際GDP每年增長2%為目標，增長速度比過去十年快逾一倍，以使日本成為“世界增長引擎”。[18]

　　“安倍外交學”為“安倍經濟學”的實施贏得了十分寬松的國際大環境。美歐出于扶強日本遏制中國的戰略需要，對“安倍經濟學”給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最大的寬容，并在暗中大力支持。在此前召開的二十國峰會和八國峰會等會議上為其大開綠燈，“日本超寬松刺激計劃也受到G20嚴密關注，尤其是其承諾隨之進行的結構性改革。迄今為止，日本的貨幣政策在每次國際性會議上都能免受責難”[19]；美國對日本推行量化寬松政策并沒有進行公開指責；在全球經濟十分低迷的情況下，美國一再默認日元貶值，容忍日本掠奪他國市場，損害他國利益等等。受此鼓舞的安倍晉三在2013年6月18日訪問英國時稱，在八國峰會上，“安倍經濟學”“受到了強烈的期待和較高的評價”，他表示將滿懷自信、毫不動搖地切實推行自己的經濟刺激政策，并表達了繼續努力實現經濟增長的決心。[20]

　　“安倍經濟學”果然給日本帶去了活力。外媒評論：“日本正在享受‘安倍經濟學’，享受借貸帶來的增長。自安倍上臺以來，日元兌美元匯率已經從77日元兌1美元下跌至約100日元兌1美元，日元已經貶值30%——這推動了日本的出口工業。六個月內，東證指數上漲了65%，為幾十年來最強勁的。日經指數自2012年12月以來漲幅超過70%。”[21]一家國際金融研究機構的分析師彼得·塔斯克說，股市上揚使得日本公司市值增加了150萬億日元(約合1.5萬億美元)。他笑稱：“投資者對這意外之財是如此的感激，以至于他們現在通常都在電子郵件落款上寫道‘向安倍致敬’。”[22]

　　豐田公司2012年度(截至2013年3月)凈利潤增長了兩倍，達到近100億美元，該公司預計2013年度凈利潤會再增加40%。2013年7月，公司又決定將2013年日本國內的目標生產量，由原來的310萬輛提升至330萬輛。日本投資者新的風險偏好使得野村證券與大和證券等經紀商盈利激增。3月份，大型零售商銷售額出現20年來的最大增長。由于勞動力市場出現收縮跡象，一些公司的工資水平也開始微升。

　　日本公布的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表明，“安倍經濟學”初見成效。2013年第一季度日本經濟較上一季度增長了1%，超出市場普遍預期，年增長率高達3.5%，為2012年第一季度以來最快，是七國集團中增長勢頭最強的國家，高于美國的2.5%和歐元區的－0.9%。日本央行預計，2013年的經濟增速可能會達到2.9%。日本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升至五年來最高水平。2013年6月28日日本發布了一系列經濟數據，大多顯示日本經濟正在呈現上行走勢，工業產量數據顯得特別強勁。在民意調查中，安倍晉三的支持率穩定持高。安倍表示：“在過去六個月我們的政府工作受到了好評。”[23]安倍晉三說，他的新增長策略最終應該能幫助日本重現往日輝煌。

　　冷戰后的日本歷屆政府都采取了這種凱恩斯主義刺激經濟的宏觀調控政策，成效都不大，但為什么到了安倍政府時期卻能產生奇效？“安倍經濟學”并非純經濟學，也不是什么新東西。[24]對此，我們不能用純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眼光來打量和分析它，也不能用傳統的思維方式來認識它。如前所述，我們只有從地緣政治的戰略高度將之放到外交學與經濟學一體兩面這樣一個特有的整體分析的認知框架中，才能看清其本質。用純經濟學的方法，“安倍經濟學”是無效的，這已經為其前任歷屆政府的同樣做法無效所證明。安倍政府采取同樣老套的做法之所以有效，全在于與其配套使用的“安倍外交學”為其帶來的神奇效應。

　　安倍所奉行的所謂積極和平主義的外交，之所以敢劍走偏鋒地挑戰中國，就是要以此舉將地緣戰略優勢轉化為地緣經濟優勢。在西方人看來，日本對中國崛起具有地緣政治上獨特的遏制優勢，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尚武精神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優勢。西方遏制中國的崛起，往往習慣于采取“代理人制”，必會起用中國身邊天然蟄伏的“武士”日本來管住中國。日本是巧妙地利用了西方對自己的利用，反過來再成功地利用了西方，將自身所獨具的這種地緣政治優勢，通過對中國的挑釁和發難，反而從西方源源不斷地換取或攫取(弱者的訛詐)巨額的戰略回報(容忍日元大幅貶值等)，將政治與外交資源非常成功地轉化成了豐沛的經濟資源，建立起了一種非道義和非常態性的地緣經濟優勢。“安倍經濟學”就是這一戰略交換的具體產物。為此，我們不能不承認，隨著東亞地區安全局勢的空前緊張和“半冷戰”局面的似隱似現，應運而生的“安倍經濟學”正讓日本經濟開始神奇般地得到復蘇。[25]

　　“安倍經濟學”雖已成功地射出了前兩支箭，但第三支箭卻嚴重受阻，至今仍難以發出。究其深層原因，就是缺乏“安倍外交學”所給予的外部環境的匹配。“安倍經濟學”能否取得最終成效，并不完全取決于日本經濟上的努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安倍外交上的努力，即取決于“安倍外交學”是否能為日本贏得一個冷戰式的外部發展大環境，營造一個適合于日本經濟發展的大環境。只有當冷戰式外部大環境營造成功，受制于冷戰式經濟結構的日本經濟才能全面復活，“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才能有效地射出。

　　在大國博弈異常激烈的亞洲地區，無論安倍內閣在外交和安全上如何進行近似瘋狂的“戰略攪局”[26]，日本所期望的所謂大國間的“局部戰爭”或冷戰式的大沖突在全球化力量的阻遏下，并沒有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