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浙江省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起步較早，目前已有29.7％的村和31.1%的縣（市、區）基本完成改革，并提出到2015年底全面完成改革。但在推進改革中也遇到了一些亟待解決的難題，需要深入研究、統一認識，在有關政策中予以明確。

　　8.分類指導各地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紹興市柯橋區立新股份經濟合作社，已基本沒有耕地，收入以物業出租、投資為主，其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已基本納入當地公共財政，因此不少村民主張不再保留集體經濟。寧波市江東區驚駕村，2003年完成改革，2013年資產總額已達4.33億元，收入5921萬元，股東最高分紅3.6萬元，目前全村95％的村民希望要么進一步分塊經營資產，提高運營效益；要么慢慢把資產分掉，落袋為安。調研發現，主張分光集體資產的村多是改革完成較早、城鄉一體化水平較高、政府公共服務基本覆蓋的經濟發達地區和撤村建居地區。我們認為，推進產權制度改革，不是要把農村集體所有制改沒了，而是要探索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要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要區別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欠發達地區確定改革的重點、目標和路徑。對于納入城鎮建設規劃即將撤村建居或已撤村建居的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在改革的基礎上，積極探索股權流轉、重組等經營方式創新。對于已經完成改革，完全納入城鎮公共服務體系的集體經濟組織，可以探索項目公司化、資產分塊承包經營等多種形式，逐步向市場化過渡。

　　9.積極推動農村產權流轉交易。為激活農村各類產權要素，平湖市將土地流轉服務中心升級為農村產權交易中心，8個鎮（街道）均設立農村產權交易分中心，目前僅有經營性資產和資源的承包、租賃和轉讓，以及宅基地有償選位權等統一進場交易，農民集體資產股權還不能進入市場。紹興市柯橋區平水鎮整合農村集體“三資”服務中心和招投標中心，成立農村產權交易服務中心，但實際交易品種也僅限于承包地流轉、集體經營性房屋出租和工程項目招標。權能不完整是當前制約農民集體資產股權順利進入市場交易的根本原因。受現行制度約束，農民對持有的集體資產股權僅擁有收益分配和有限的處置權能，其終極所有權仍為集體所有，因此股權也只能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流轉，具有明顯的交易封閉性和價值低估化。因此，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如何賦予農民集體資產股權有償退出的權能，是破除股權流轉封閉性，推動股權進入市場交易的關鍵。對于股權流轉的范圍，要在鼓勵內部流轉的基礎上，審慎探索股權外部流轉，原則上股權流轉不能突破同一縣域范圍。對于股權流轉的方式，可以在成員之間自主協商進行，同時要鼓勵各地依托農村土地流轉服務中心或“三資”管理服務平臺，積極建立產權流轉交易市場，引導股權進入市場公開、公正、規范交易。

　　10.城鎮化進程中要充分保護集體和農民權益。寧波市鄞州區鐘公廟街道廟堰村是一個典型的城中村，據村書記反映，該村在新中心城區建設過程中，許多土地被征用，2008年以前的征地補償標準僅為每畝3~4.5萬元，此后提高到每畝9萬元，但征地補償標準仍然偏低。2009年該村被征用土地115畝，共獲得補償費1000萬元左右。但政府掛牌交易時，這些土地每畝的成交金額卻非常巨大，農民群眾對此有意見，不僅侵害了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的合法權益，也制約了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和服務功能的發揮。因此，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關鍵在于通過完善相關法律政策，切實保障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的財產權利。一方面，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區分不同地區明確改革重點，在城郊地區主要落實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政策，在廣大農區著力解決規模經營主體的設施用地問題。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健全集體資產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對集體經濟組織獲得的土地補償費和集體資產置換增值等增加的收益，應及時足額追加到總收益中，充分保障農民的集體收益分配權，讓農民更多地享受集體經濟發展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