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社會學家們所指出的，轉型中國有可能出現的社會分裂、社會潰散與社會墮落。毋庸諱言，今天中國社會一方面呈現出令人鼓舞的現代社會多元化景象，因此充滿了活力和新異。但另一方面，中國社會遭遇到的各種嚴峻且難以緩解的問題，令人憂心如焚。在日常生活中，部分公眾所表現出的德性衰敗，觸目驚心：這從懲罰違規穿越紅燈的人士，當事警察居然挨打的事件上可以得到印證。而老人以詐傷強迫救助自己的人士賠償，更是讓人們對善舉產生刻骨銘心的懷疑，甚至發出道德虛偽的質疑。社會的暴力傾向，也被人們高度覺察到某些人群中彼此懷抱的敵意。更加使人浩嘆的是，某些人對叢林規則的泛濫已經習以為常：山東農民以劇毒農藥深埋地底，種植銷售往城市的生姜，而記者采訪他時，他異常輕松地以一句“反正我不吃”就自如應對了。豈不知別人也正在或打算這樣對付自己呢?這樣的回答，著實反映其對是非善惡的可怕冷漠。

　　與此同時，社會的公共準則似乎也顯得綱紀松弛、缺乏約束力度。中國人的公共關注本來就弱，加上公共參與的機會稀缺、參與效能低下，關注公共事務的習性也就很難養成。與此形成寫照的就是人們對公共規則的掉以輕心，對公共事務的冷漠以待，對破壞公共利益的事情不聞不問，對公共事務采取的暴力性心態。中國社會的妥協與協商行動是罕見的，流行的是贏家通吃理念。這種社會態勢主要體現為兩種基本隋形：一是公眾訴諸群體事件表達訴求，而政府致力構建維穩體制。在公眾與政府之間，缺少理性的社會組織來嘗試調適政府與公眾的關系。二是部分公眾對社會悲劇事件、尤其是黨政部門的意外事故或失職事件幸災樂禍。人們不愿意以理|生的態度對待黨政機構職能的心態，以這種扭曲的方式表達出來。結果導致整個社會的是非善惡觀念嚴重走樣變型：對傷人、死人之類的悲劇事件缺少起碼的同情心，對聚眾鬧事的事件缺乏基本的判斷力，對政府失職事件缺乏應有的理性干預。

　　國家必須釋放社會公益組織的活力，不僅應放手讓公眾建立社會公益組織，而且為公益組織提供廣闊的活動空間。

　　社會有社會的固有邏輯，那就是社會公眾自主、自治與自律的邏輯。這樣的邏輯，與國家按照權力類型分工制衡的法治邏輯，迥異其趣。但中國長期混淆國家與社會的不同邏輯，一直行走在以國家權力控制社會的社會軌道上。國家以捕獲社會的姿態對待社會，社會也就可能會被國家吞噬，國家的權力邏輯代替了社會的權利邏輯。社會公眾就此喪失了自主自治的空間，也就完全仰賴權力的支配，缺乏權利的觀念自覺和理性行動能力。

　　在實行市場經濟30余年的當代中國，社會復雜到遠超乎人們想象的地步。中國社會的復雜，一方面與高度發達的分工與合作體系有密切關系。市場經濟是促使社會分工與合作體系高度發達的經濟體系，這與小農經濟時代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簡單勞動方式，有著天淵之別。不過麻煩的是，今天中國的權力部門習慣以看待小農經濟的眼光，打量市場經濟。結果天真的眼睛看不清復雜的市場，也就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則與中國社會自身結構的高度分化緊密聯系。隨著市場經濟的縱深發展，中國社會成為一個高度流動的社會。每年僅僅在春節期間，中國的流動人口就超過了10億人次，這是改革開放前人們完全無法想象的事情。何況流動的社會在階層、集團、組織上的不斷重組，對之的治理，遠遠不是一個按照權力邏輯下貫的黨政機構所可以完成的任務。

　　再一方面，國家權力的“高大上”追求，與社會區分為不同群體并依照日常生活的需求展開的低端、小氣、沒檔次的生活，迥異其趣。這本身就注定了國家捕獲社會，一定會造成的后果：國家愈是努力控制社會，社會愈是行進在疏離國家的道路上。

　　試圖實現中國社會的善治，前提條件就是國家釋放社會。國家騰出社會空間，致力治理好那些屬于國家權力領域的事務，社會公眾以自主自治的方式治理好社會的事務。國家與社會，除開以法律和政策供給的方式發生關聯以外，必須被區隔為兩個互不干擾的領域，讓它們各自沿循法治和自治的軌道，有效地運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