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到2012年，從筆者的學生時代調研“民族地區青年結構分層”起，到工作后主持共青團的青年政策調研，以及區域自治制度在民族地區農村和青年中的認同調研，8年多我和調研課題組行走過西藏、新疆北疆和南疆以及四川西部共計79個縣、1800多個行政村。去年在筆者撰寫《全球視野和政治道德中的中國民族區域自治》之際，全國知識界正普遍討論一項法治領域的關鍵問題，筆者又承擔了該重大研究項目。歲逢惶恐，王郁昭老人以自己的經歷勉勵我說，做老百姓的事情內心要有“逼迫自己的信仰”。作為有著類似農村經歷的研究人員，我常想，像王郁昭老人這樣敢為民眾爭利益的改革先行者，是因為他們相信，幸福源于勇氣和智慧，勇氣和智慧源于信仰，他們確信真正有信仰的勇氣和智慧是發現真理和踐行改革的內心憑借。
依我的理解，改革的智慧與勇氣至少包含兩個涵義：一是從個人來看，改革者在新時期必須有擔當的使命，因為人類常常有著精巧復雜的交流方式，卻無端制造出不可思議的矛盾，并演繹出諸多待破解的亂象，而改革者的責任在于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即使面對沉默和爭議，也要在內心倔強地尋找信仰的力量和智慧。二是從國家出發對腳下土地的忠實守護和公眾利益的無畏承擔?？茖W的發展不能靠退縮恐懼與趔趄不前來維系，停滯發展和不試錯的沉默，才會真正威脅到穩定和秩序。理性的改革力量通過真實的信仰才能產生，而唯有這種力量，方能打破制度的禁區和利益的藩籬，最終使國家有了發展的氣魄和前行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