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黨校副教授　李海青

　　利益的有效整合與社會利益結構的合理化是改革攻堅階段的一項根本任務，而深刻把握現階段利益沖突的特點則是妥善協調利益沖突、實現利益整合的前提。在參考已有成果的基礎上，聯系中國社會的具體現實，筆者認為，現階段我國社會的利益沖突主要表現出如下特征。

　　特征一：現階段利益沖突總體上是非對抗性的

　　利益沖突可以分為對抗性和非對抗性兩種基本類型。從總體上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產生的社會利益矛盾，是非對抗性的。改革使整個社會普遍受益，社會絕大多數成員贊成與擁護改革，在深化改革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在絕大多數利益沖突中，利益受損者除非迫不得已，更傾向于選擇非對抗性途徑解決問題、實現利益主張。黨和政府確實也在努力采取各種措施化解社會矛盾、推進社會和諧。

　　以上因素使我國現階段的利益沖突整體而言是非對抗性占主導，這也是我國在利益差距快速擴大的同時依然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的根本原因。這種利益沖突總體的非對抗性實際上表明的是利益沖突的基本可控性與可治理性。同時也要看到，現階段利益協調機制還不完善，社會利益矛盾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圍、一定時間內還會比較嚴重，如果處理不當還存在進一步激化的可能。就此而言，要善于把握當前有利時機，多管齊下抓緊解決利益沖突問題。

　　特征二：公共權力仍卷入利益沖突

　　在現階段的社會利益沖突中，公共權力往往參與其中，成為利益沖突的主體。這主要是由我國改革的特點決定的。中國的改革是由公共權力推動的，中國的發展則由公共權力主導，權力因素像“普照的光”滲透于整個經濟與社會生活中，控制著巨量的資源與財富。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公共權力機關或部門的利益意識更被強烈喚起，機關、部門或公職人員作為經濟主體直接參與市場活動在有些領域成為普遍現象，公共權力與民爭利的行為泛化。

　　經濟的市場化極大地吊起了公共權力對于財富的胃口與欲望，而缺乏監督與制約則使公共權力敢于通過種種不規范、不公正的方式追求部門、機關或個人私利。

　　公共權力普遍介入社會利益沖突，成為利益沖突的主體，其不規范的謀利行為不僅極大敗壞了人們對于公共權力的形象認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形態認同。

　　特征三：利益沖突存在結構化趨勢

　　在現代社會中，利益矛盾具有日常性，是大量存在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利益矛盾最終都導向對抗性更強的利益沖突。

　　當前中國改革進程中的利益沖突實際上已經是一種結構性的利益沖突。如果社會的各種利益矛盾能夠通過制度化的渠道迅速有效地得到解決，就不會累積下來。由于當前我國利益矛盾整合機制仍有待于進一步健全，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各階層與群體間利益分化的不規范趨勢就不易得到有效控制，各種利益矛盾就極易累積下來，社會利益結構的張力就會愈益明顯。整個社會的利益沖突就會趨于結構化，利益結構則會趨于固化。

　　這種利益沖突的結構化表明現階段中國社會的利益矛盾已經超越了具體問題、具體領域的范圍，非現行的日常制度規范所能治理，而是需要公共權力主導下改革思路、發展模式的重新設計與社會結構的總體調整。

　　特征四：利益沖突的集體行動特征日趨明顯

　　在當前很多的利益沖突中，沖突各方往往表現出明顯的集體行動特征。強勢的群體或集團利益追求的組織化特征已相當明顯。如通過相關的商會或協會進行利益表達與爭取。

　　普通民眾與弱勢群體更多只能以個體的方式通過有限的渠道進行利益表達與爭取。但應看到，普通民眾與弱勢群體這種組織性的匱乏卻推動其趨于形成另外一種集體行動——一種無組織的、臨時性的、由偶然事件激發的集體行動。我們通常所說的群體性事件就屬于此種集體行動。

　　群體性事件之所以發生，一個根本原因是在一種趨于固化的不規范利益結構中，社會普通民眾與弱勢群體往往會因利益分化不公而普遍產生相同或相似的社會心理感受，比如焦慮感、不安全感、相對剝奪感、排斥逆反心理、挫折攻擊心理等。這種相同或相似的消極心理遇到偶然事件就極易以此為導火索引發各種群體性事件。在大量的群體性事件中，很多參與者實際與具體事件本身毫無關系，只為表達與發泄不滿情緒。無直接利益沖突卻直接參與，表明社會普通民眾與弱勢群體中自發而共同的利益受損意識正在普遍形成。

　　利益沖突中的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其利益的表達與追求都趨向于形成集體行動，但兩種集體行動在組織性與效能方面卻存在巨大差別，這種差別是當前社會利益結構失衡的重要表現，也是有效利益整合所必須面對的難題與挑戰。

　　面對利益沖突的這一狀況，我們必須深入思考改革的應然邏輯與實然邏輯，正視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明確思路、采取措施，有效整合社會利益沖突，重建被利益沖突沖擊和破壞的社會秩序底線與道德底線，重建公眾對于社會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