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政法委員會秘書長　汪永清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2014年1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明確要求，黨委政法委要帶頭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領導政法工作，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發揮重要作用。這標志著我們黨對黨的執政規律的認識、對法治的認識、對領導干部素質和能力建設的認識都提到了新高度，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強國具有重要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黨的政策成為國家法律后，實施法律就是貫徹黨的意志，依法辦事就是執行黨的政策。因此，我們講的法治，是社會主義法治。我們講的法治思維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對法治的信念，認識事物、判斷是非、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從國家工作人員的角度看，法治固有的取向是：權力來源于法律，權力受制于法律，權力與責任相統一，權力要尊重權利。一般來說，法治思維具有以下五個特點：

　　1. 法治思維是規則思維。規則是一定程度上凝聚眾人意志并為眾人所認同的行為規范，具有確定性、可預期、可執行等特點，是人們對事物理性期待的體現。規則思維的邏輯起點是：既定的規則告訴人們哪些可為（權利）、哪些不可為（義務），以及如何行為（程序）；人們的行為后果是可預期的；規則的確定性、可預期是可兌現的。對政法機關來說，維護社會穩定，首先要嚴守規則，維護規則的穩定，否則就會破壞人們的預期，理性就變成感性、心安就變成恐懼、有序就變成無序。作為規則思維，法治思維有兩個基本特性：

　　普遍性優于特殊性。法律是普遍的行為規范，其規定的關系模式具有普遍性，而運用法律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具有特殊性。在這里，對普遍性的考慮是第一位的，對特殊性的考慮是第二位的。即使適用規則眼前會產生不盡如人意的結果，也不能以需要解決問題的特殊性排斥規則的普遍性，更不能以下不為例為借口突破規則。否則，就會破壞人們的行為預期，社會就會無序。因此，當碰到問題時，我們首先要弄清楚是偶然出現的問題還是反復出現的問題。對反復出現的、普遍性問題，要摸清情況、找準癥結，通過確立政策措施、完善制度機制推動解決；對個別性、偶發性問題，要依據既定規則理清權利義務關系，明確責任歸屬，逐項研究解決。

　　恪守非人格化權威。法治作為規則之治，是一種非人格化的治理。從法律主體上界定，權利與權力的本質區別在于：權利的主體是人格化的，與特定的人和利益相聯系；權力的主體是非人格化的，不能與特定的人和利益相聯系。如果權力的主體人格化，就等于把權力與特定的人和利益掛鉤，就會導致公器私用、以權謀私。從人類發展史看，人格化權威與非人格化權威始終存在并發揮各自作用，但非人格化權威在國家治理中具有優越地位。在我們的文化中，比較崇尚人格化權威，對諸如規則這樣的非人格化權威，有時也要盡量轉化為人格化權威，才能被接受、遵從。比如紅燈停、綠燈行，是一種非人格化的權威和制約，但如果沒有執法人員在場，這一規則往往就形同虛設，形成獨特的“中國式過馬路”現象。這種無視非人格化權威，不接受非人格化制約的現實，給社會治理帶來很高成本和不確定性。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就要自覺恪守非人格化權威，接受非人格化制約，用法律規則推動工作、解決問題。

　　2. 法治思維是權利義務思維。權利和義務是法律關系的關鍵要素，是判斷是非對錯的標準。法治思維的實質就是從權利和義務角度觀察、分析、處理問題，通過權利和義務的運行，實現法的指引、評價、預測、教育、懲罰功能。

　　法治思維以界定、分析權利義務為主線。既定規則以權利和義務為核心內容，其意義在于：一是使人們知道可以做什么，應當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二是使人們對行為后果有明確預期。三是遇到矛盾時，當事人與裁判者能找到共同的評判標準。從法律上講，權利是具有合法性的理由。持有這個理由，相應的行為、利益、主張和期待就會在法律上被視為正當。法治思維的實質就是不斷界定、分析、稱量權利義務關系，確定誰有權利、誰有義務及其權利和義務的限度。

　　法治思維具有推定特性。法治的根本問題是解決權利與權力的關系問題，制約權力、保障權利是法治的主線。權利問題上，凡法律所不禁止的，便應推定是公民的權利。權力問題上，凡法律未明確授權的，都應推定為不得行使。前者表達了公民權利只有經過法律才可限制，否則就是破壞法治；后者表達了未經授權的權力都保留在人民手中，執法機關如果使用，就是濫用，也是破壞法治。法治思維中，還有一些特定的推定內容，比如無罪推定原則、負面清單制度等。這些推定表明公權力的有限性，其功能是每做一項權利推定，就是給公權力劃定邊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首先要用法治思維認清、把握權力的本質，增強用制度約束權力的自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