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法治思維是程序性思維。程序的基本含義：一是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二是同等情況同等對待、同等關注。三是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在監督中行使。四是執法司法者不能從當事人那里牟利，否則會出現偏私。程序的本質是一種形式合理性、可實踐的理性。借助程序這個“形式性操作杠桿”，就把利益的博弈和價值衡量轉化為在法治規程上表達的訴求，人情、關系、偏見、恣意才會被消除，相應糾紛和問題最后都會在法治軌道上得以解決。

　　機會公平。主要是指起點公平、過程公平。這符合人們的普遍理性。先來先得、抓鬮決定勝負都是機會公平的經典例子。法治思維不僅要考慮實體上是非對錯，更要確定一套開放、公平、透明的程序規則。既定程序對每一個人都是相同的，按程序辦事，最終結果即使不盡如人意，但因公平、透明，各種不滿都會自我釋然。從人類生活經驗看，程序優先的價值就是從制度上最大限度地維護人們在起點、過程上的公平。

　　中立公正。古羅馬皇帝康德茂喜歡決斗，而且從未輸過。究其原因，格斗規則由他制定：凡他上場必手執利刃，而對方只能按他要求或持木質工具或徒手。這種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方式，違背了程序中立公正原理。正如馬克思所說，當規則利己和偏私的時候，公正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執法司法權作為國家權力，如果不能中立公正行使，就會導致尋租越軌，喪失公信力。

　　權利救濟。無救濟則無權利。任何人權利受到侵害，都應通過平等機會和公正程序得到救濟。權利救濟渠道是社會關系修復的主渠道，對維護社會秩序作用重大。

　　4. 法治思維是權衡思維。法治作為定分止爭的實踐理性，突出特征在于對各種價值和正當利益的合理平衡，因而法治思維必然體現著權衡利弊、瞻前顧后、兼顧各方的思維特征。它所要求的是，看問題、作決策，要依法處理好當前和長遠、局部和全局、個別和一般的關系，盡可能把事情考慮得更周全，把方案設計得更縝密，努力把負面影響消化掉，不能為了解決一個問題，不管會不會引發新問題；為了出臺一個政策，不管會不會引起負面效應。

　　權衡精于度。哲學上講，凡事要一分為二。不少事情不僅要一分為二，還要一分為三甚至為多。這就要求處理時把握好度。由于社會關系的復雜性和價值取向的差異性，法治思維要求在利益與正義、自由與秩序、公平與效率、安全與限制、平等與差別、生存與發展等不同價值之間進行平衡，力求消除沖突，做到既尊重多數又保護少數，既維護秩序又尊重自由，既維穩又維權，既注重形式正義又注重實體正義，以實現各價值追求的耦合，實現雙贏甚至多贏。

　　關鍵是依法辦事。凡事要拿捏好，是很難的。法律由于合理界定了權利義務、確定了利益關系，總結了權衡精于度的各種經驗，能夠有效保障各利益主體的合理利益，平衡各利益主體的關系，實際上，這是為處理問題定好尺度。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就是看問題、作決策、辦事情的度量衡。

　　5. 法治思維是建設性思維。建設性思維以建設社會、修復被損害的社會關系為目的。從人類社會發展史看，法治作為治國理政方式，從來都是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的。法治思維以建設性思路確定制度，修復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

　　根據法治思維在不同領域、不同問題上的運用，可分為三個層次：一是認知判斷層次，即運用法治原理和法律規定對社會問題進行觀察、認識，自行得出初步判斷。這是普通社會成員應具備的法治思維。二是邏輯推理層次，即運用法治原理和法律規定，對社會問題進行分析判斷、綜合推理，得出相應結論或者拿出解決辦法。這是法律職業人員應具備的法治思維。三是綜合決策和制度建構層次，即在上述兩個層次基礎上，結合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因素進行綜合衡量，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決策或者建構法律制度，對更宏觀的問題提出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領導干部應具備的法治思維。

　　法治方式是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和解決問題的行為方式。善于運用法治方式，關鍵要消除舊的思維模式下形成的與法治要求不符合的辦事方式，比如托關系、運動式治理等。對領導干部而言，唯上的思維、權大于法的思維都會導致對法治的舍去。

　　黨的十八大以來，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得到高度重視和創造性運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法律作為凝聚社會共識的最大公約數，堅持依法執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保障改革在法治軌道上有序推進，深入推進執法司法體制改革，用法治思維推動政法工作發展，做到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信仰法治、堅守法治。做到這點，必須注重法治思維的養成。養成法治思維，既需要國家和社會由外而內地推動，更需要我們由內而外地自覺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