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陸杰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王偉進

　　推動城鄉一體化的城鎮化發展是今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不僅關系到社會主義特色的城鎮化發展，同時也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新型城鎮化的目標定位，包括“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優化城市空間結構和管理格局”、“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重要內容。那么，如何合理有效地向這些現代性的城鎮化目標邁進，或者選擇怎樣的城鎮化發展道路?無疑，首先需要對當代我國的城市系統及其變遷特征有基本的了解與判斷。

　　一、城市系統研究現狀及其局限

　　何謂“城市系統”?概括地說，這一概念體現了一種全局性、整體性考察城市的人類生態學視角，即城市并非功能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依賴構成一個系統。這其中，一些城市表現出超強的影響力，可以輻射乃至主導很多城市(如紐約、倫敦、上海等)，而一些城市的影響力則僅限于自己所在的轄區內。因而，類似人口的社會分層，城市層級體系體現了城市與整個城市系統分布狀態的關系。①

　　人口與交通聯絡是城市系統分析的重要維度。其中，以人口規模為基礎的大中小城市層級劃分最為常見。盡管人口規模能夠被當做城市功能主導性的代表，但城市主導性遠不是體現在人口規模上。所有的都市中心都是大城市，但并非所有的大城市都是都市中心。②交通運輸網絡是城市體系結構形成的支撐系統和重要因素。③一些國外學者因而對其進行了特別的關注，他們借助航空運輸視角對城市層級的結構和變化進行分析，④國內亦有學者用類似的方法分析了我國的城市層級系統。⑤

　　另外一些學者的研究在將城市功能、組織與整合力帶入城市層級研究中起到了典范作用。他們的研究將城市的組織特征視為城市等級的最重要維度，即一個城市展示出越強的組織控制和整合能力，其在城市系統中的等級位置越高。⑥在他們看來，城市就是一個組織腹地資源、提供產品加工和轉運、發展和維持地區資金流的代理。延續這一范式，另一些學者⑦進一步將城市的相對主導性操作化為產業結構、交通和聯絡設施的組織等方面，而將城市維持組織運作及支持日常人口活動的基礎支撐操作化為零售業與服務業指標。

　　不過，本文認為上述有關城市系統的研究仍有一些不足：一是它們僅限于某一個時點上城市層級的呈現，沒有對時間維度上的變遷脈絡進行把握。而在城鎮化快速推進的當代中國，城市系統的變遷所代表的城市興衰本身尤其值得關注。二是少有研究從城市帶或經濟圈的聚集和差異方面進行分析，因而難以詳析中國區域化經濟發展、城鎮化策略與城市層級的緊密關聯。三是現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我國主要的或者人口規模較大的城市上，難以反映我國城市系統的全貌。此外，基于航空客流量、人口規模、行政級別的部分研究則顯得維度單一，存在可以改進的空間。

　　二、城市層級：測量、研究方法與數據

　　由上可見，城市層級即一個城市在城市系統中所占據的一定位置，這個位置的高低由其組織、控制和整合資源的能力來決定，同時，也體現為對其他城市施展影響的能力。

　　本文在以往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城市主導性和基礎支撐兩方面來構建城市層級得分。主導性通過工業企業數(個)、工業產出總值(萬元)、客運量(萬)、貨運量(萬噸)、郵政業務收入(萬元)5個指標來測量；基礎支撐通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萬)⑧、零售業雇傭人數(萬)和服務業雇傭人數(萬)來測量。首先，在將上述8個指標標準化成Z分，⑨得到無量綱的可互相比較的變量。由于前五個指標較之后三個更能反映一個城市的主導性、控制力和整合力，令前5個指標的權重為2，后3個為1，加權求和得到最終的城市層級總分。⑩其中，工業企業數具體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工業產出總值也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產出總值(當年價)”；客運量和貨運量都是包括鐵路、公路、水運和民航運量的總和；零售業雇傭人數是指批發和零售業單位從業人員總數；服務業雇傭人數是指第三產業年末單位從業人數。(11)

　　本文的數據來源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2年和2012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1年我國有直轄市4個，副省級市15個，地級市269個，總計28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以下簡稱地級市。剔除掉行政區劃有重大變化(如撤巢湖，增設銅仁、畢節地市)及部分指標缺失較多的城市，最終得到265個地級市。另外，極少數指標缺失采用了省均值或者全國均值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