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陳曙光

　　內容摘要：西方學者對“中國模式”的解讀可謂獨具匠心，主要有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模式說、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說、第三條道路說、市場社會主義模式說以及后社會主義模式說等。但是，“中國模式”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有其自身的確定性。中國模式既是確定的，又是不確定的，是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辯證統一。中國模式的確定性，是指“中國模式”具有自身確定不移的內容、品格、性質和特征，“中國模式”的發明權、所有權、使用權屬于中國，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創造”。中國模式的不確定性，意指“中國模式”還是一個新生事物，不是一成不變的固定模式，不是完美無缺的理想模式，也不是不可移易的封閉模式。必須辯證地看待“中國模式”，堅持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統一，在確定性中發現不確定性，在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這是關于“中國模式”問題上的辯證法。

　　關 鍵 詞：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學術話語；確定性；不確定性

　　進入新世紀以來，開放的中國、和平的中國、崛起的中國、活力的中國與滯漲的西方、衰退的西方形成鮮明對比，國際社會紛紛關注中國發展，國際學術界紛紛聚焦中國模式，研究中國模式，試圖破譯“中國奇跡”背后的謎底。

　　一、中國模式：西方學者的另類解讀

　　(一)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模式。有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模式的實質是“利用社會主義來建設資本主義”，而不是“利用資本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指出，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質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1](P160)美國著名左翼學者馬丁·哈特·蘭茲伯格和保羅·伯克特認為：“中國的市場改革并不通往社會主義的復興，而是通往徹底的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并未將該國導向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而是導向了一種日漸等級化和殘忍的資本主義形態”。[2](P9、26)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指出：鄧小平所提出一系列理論觀點都只不過是為中國脫離社會主義發展軌道的借口，改革開放的初衷就是要脫離社會主義，引進資本主義，“改革的結果是獨裁主義控制下的特殊類型的新自由主義”。[3](P41)哈維還指出，如果沒有里根總統和撒切爾首相開啟的新自由主義轉向給中國打開一個空間，中國奇跡是難以想象的。中國不僅沒有背離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方向，而且是新自由主義成功的典范。

　　(二)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國家資本主義論反映了“后危機時代”西方學者和西方輿論觀察中國的一個新動向。2012年1月21日，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刊發了一組“國家資本主義”的專欄文章。這些文章傳播了這樣一個基本觀點，中國、俄羅斯、新加坡、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奉行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這些經濟體已經對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構成嚴重威脅。政治風險專家伊恩·布里默(Ian Bremmer)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首要國家是作為領導者的中國以及其他一些集權主義的國家，這些奉行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國家控制了全球大量資源，這些國家的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并稱“中國式國家資本主義是全球最大威脅”。[4]

　　(三)“第三條道路”模式。關于中國模式的性質，有些西方學者認為它既不姓“資”也不姓“社”，大致可以歸類于“第三條道路”模式。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彼得·諾蘭(Peter Nolan)認為：“如果我們所說的‘第三條道路’是指國家與市場之間的一種創造性、共生的相互關系，那么我們可以說，中國2000年來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條道路。這是中國令人印象深刻的長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5]在他們看來，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的解放思想為中國逃離社會主義打開了閘門，“中國模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就是中國擺脫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過程。

　　(四)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某些西方學者認為市場社會主義的要義在于“利用市場來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6](P53-71)著名發展經濟學家普蘭納布·巴德漢(Pranab Bardhan)與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重要代表人物約翰·羅默(John E.Romer)都認為，蘇東劇變之后社會主義國家首先從經濟領域開始進行改革，改革的結果就是走上市場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中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們還認為：“市場社會主義藍圖的全部目的在于這個制度可以像資本主義制度一樣達到高度的生產力水平，而不是盲目追求‘真正的東西’。”[7](P101-116)西方學者奈特·溫斯坦(Night Weinstein)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控制著工業的核心部門和金融部門，正是這種“社會主義屬性”使中國在經濟危機中得以幸免，并給全球經濟注入了活力。只要資本主義世界仍然處于這種“緩和的次危機狀態”，中國就沒有理由放棄已被證明是有效的市場社會主義政策。[8](P5-10)

　　(五)后社會主義模式。“后社會主義”是新近出現的概念。所謂后社會主義，美國歷史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是這樣定義的：它“并不是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作為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更高階段，而是在社會主義的意義上對資本主義進行回應并試圖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缺陷”。[9](P364)“后社會主義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的終結，而是在社會主義的危機中提供了以新的和更具創造性的方式反思社會主義的可能性。”[10](P43)德里克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傳統劃分已經無法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由于中國意識形態的不確定性，“中國模式”可以用“后社會主義”來定性；“傳統的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元理論”已經不復存在，因為它已經失去了一致的當前和特定的未來，不能再用來“指定”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路徑。日本政治活動家和理論家不破哲三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界定為“后社會主義”。[11]他認為，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與中國所走的道路有很多相似之處，中國正進入一個類似列寧當年的“新經濟政策”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