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模式的確定性

　　“中國模式”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有其自身的確定性。所謂確定性，指的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確定不移的品質和內涵。中國模式的確定性，是指“中國模式”具有自身獨特的確定不移的內容、品格、性質和特征，“中國模式”的發明權、所有權、使用權屬于中國，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創造”。

　　其一，“中國模式”有自身獨特的內容，不是漂浮的、搖擺的、虛化的，這是確定的。

　　“中國模式”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12]

　　西方學者盡管對“中國模式”的內容概括不一，但無疑都認為“中國模式”不是一個虛化的概念。英國學者馬丁·雅克2010年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中指出，現代化模式絕非只有一種，西方的現代化絕非現代化的唯一出路。中國模式也是一種現代化模式，具有自身獨特性的內容，它不屬于西方意義上的現代民族國家。英國學者肖恩·布雷斯林認為，“中國模式”的內容，或許應該從“中國不是什么”和“不代表什么”這個角度來思考，“它不是一種大爆炸式的改革，也不是休克療法；它不是一種經濟自由化必然帶來民主化的過程；它不是放棄國家對關鍵部門的控制；它不是全面的自由化或新自由主義化；它不是西方式的行動方式；它不是遵循某種模式或處方；它不是讓別人告訴自己應該怎么做，也不是告訴別人應該怎么做”。[13]

　　其二，“中國模式”是唯一適合中國的發展模式，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選擇，這是確定的。

　　封閉僵化的老路不適合中國。中國模式與高度集中、封閉僵化的蘇聯模式有著明顯的區別。歷史證明，蘇聯模式不適合中國。民主革命時期，我們“什么都學習俄國，當成教條，結果是大失敗，把白區搞掉幾乎百分之百，根據地和紅軍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勝利推遲了好些年”。[14](P79)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我們“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結果帶來很多問題。”[15](P261)俄羅斯經濟學家克洛茨沃格提醒說：“中國過去在十月革命后‘以俄為師’，現在，我建議中國同志繼續‘以俄為師’，只是我們這次不是勝利者，而是失敗者。俄羅斯的改革徹底失敗了。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鏡子。”[16]

　　改旗易幟的邪路不適合中國。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廣為播種，卻并沒有開出勝利之花，結出勝利之果，西方模式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一些國家服下新自由主義的藥方之后并沒有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不是“休克”就是跌入“陷阱”。中國不能輕信西方人的藥方，誤入經濟停滯、政治動蕩、社會倒退、生活下降的不歸之路。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既不能搞全盤蘇化，也不能搞全盤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步“蘇東”的后塵，“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真可謂“風景這邊獨好”。這其中的關鍵就在于我們沒有固守蘇聯模式，也沒有削足適履滑向西方模式，而是開創了獨具特色的中國模式，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唯一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我們應該有這樣的道路自信。

　　其三，“中國模式”是中國人民自己奮力開創的，不是舶來品，這是確定的。

　　“中國模式”的發明權、所有權屬于中國人民。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老祖宗沒有給出現成的方案，只能靠中國人民“摸著石頭過河”。毛澤東曾說：“馬克思活著的時候，不能將后來出現的所有問題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時把所有的這些問題都加以解決。俄國的問題只能由列寧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由中國人解決。”[17](P5)中國模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奮斗開創出來的，是在當代中國的歷史性實踐中生成的，它不是蘇聯模式的衍生品，也不是西方模式的當代翻版，更不是華盛頓智庫的一幫人坐在大樓內憑空杜撰出來的。中國模式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識產權，正如俄羅斯科學院季塔連科院士所說，“中國的發展模式堪稱世界近代史上的一次偉大創舉”。[18]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把轉型視為全盤復制西方模式，而西方模式所依賴的“中介”——國家的歷史、民族、文化傳統等等——則在他們的視野之外。因此，西方模式在他們復制過程中產生嚴重的水土不服，幾乎無一幸免地淪為“依附”于別國的“香蕉共和國”，也就不足為奇了。中國在轉型的過程中借鑒了資本主義的有益因素，但沒有全盤復制他國模式，中國模式的核心要素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