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中國模式”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模式，不是任何其他性質的，這是確定的。

　　“中國模式”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賦予了鮮明的中國特色；既堅持了社會主義的一般規律，又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性。中國模式是“社會主義本質的中國實現形式”，[19]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

　　大多數西方學者在談及中國模式的成功經驗時，或者故意抹去中國模式的社會性質和政治屬性，“不愿意將中國模式的成功歸因于社會主義”；[20]或者刻意“回避中國的政治模式，僅僅把中國模式局限于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21]或者認為“中國只有經濟改革而無政治改革”①。

　　西方學者往往掛一漏萬，彰現象而黜本質，“把虛假的表面現象當作實質或某種重要的東西”，[22](P45)因而作出錯誤的性質判斷也不足為奇。中國吸引外資、自由貿易、市場經濟等，與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完全放任的市場化、自由化是有根本區別的。中國的改革并沒有改掉社會主義制度，而是對社會主義制的完善，改革中形成的中國模式并沒有放棄而是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中國“從沒有把資本主義當成目標，而是把它作為實現目標的手段”。[23]“北京共識”首倡者雷默指出，“北京共識”的目標是幫助普通人民，而“華盛頓共識”的目標是幫助銀行家。[24]這難道不是體現了“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性質嗎?

　　其五，“中國模式”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種模式，但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唯一模式，這是確定的。

　　社會主義社會是共性和個性的統一體。列寧曾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25](P398)“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垮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其他的尚未嘗試的社會主義形式也應該為它殉葬”。[26](P1)鄧小平也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并不等于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27](P250)具體做法可以有千萬種，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統一性要通過多樣性來實現。西方某些左翼學者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不僅不能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樣板”，而且更確切地說是社會主義的“反面教材”，這大概就是忽略了社會主義模式的多樣性。

　　“中國模式”的成功，對越南、老撾、朝鮮和古巴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但是，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并沒有將“中國模式”奉若普世標準，也沒有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作社會主義的唯一樣板。這反映了蘇聯模式破產以后社會主義國家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在認識上的深化和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