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中國模式”是為中國量身打造的發展模式，不謀求對外“出口”，這是確定的。

　　“中國模式”的使用權屬于中國，中國從未希冀以中國模式統治世界。因為中國模式具有鮮明的“中國元素”，是為中國量身打造的發展模式，不管任何時候，中國模式對外不推廣、不輸出。各個國家都應當探索和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我們就不應該要求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按照中國的模式去進行革命，更不應該要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采取中國的模式。”[27](P318)中國不謀求“出口”自己的發展模式，“中國能否成為其他國家——特別是其他發展中大國，如印度——的參照模式，取決于這些歷史和地理的特性能否在其他地方再現。中國人明白這點，因此他們并沒有把自己設想為一個能被效仿的模式。”[28](P19)中國領導層在中國模式問題上保持了鮮明的理性，所謂中國“將‘出口’中國模式上升為某種對外戰略”純屬無稽之談。事實上，國際上有關“北京共識”終將取代“華盛頓共識”的討論源起于西方②，而非中國。

　　當然，我們強調“中國模式”的個性，意在表明“中國模式”不能簡單復制，但并不意味著否定“中國模式”本身具有的世界意義。中國模式無法復制，但可以借鑒。正如雷默所說：“當我們說中國模式可以被其他國家所效仿時，我們必須分外謹慎。我說的可以為別國效仿，并非指中國的經濟或政治模式可以被別國復制，我的意思是，中國的創新及按照自身特點和想法尋求發展的模式，值得其他國家仿效。這一點對于任何國家都至關重要，而且也唯有如此別無他途。”[29]事實上，關于中國模式的世界意義早已為世界各國所重視。

　　其七，“中國模式”是和平崛起的模式，不會走國強必霸的發展之路，這也是確定的。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一條和平崛起的道路，這與西方大國崛起的道路完全不同。近代以來，世界一直處于霸權主義的淫威統治之下。16世紀，兩個小國西班牙、葡萄牙瓜分了世界，建立了海洋霸權；17世紀，世界霸主的地位被另一個小國荷蘭取而代之，17世紀也被稱為“荷蘭的世紀”；18和19世紀是英、法兩國爭奪世界霸權的世紀，最后成就了“日不落帝國”的霸主地位；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日相繼崛起成為世界強國，回報世界的是兩次世界大戰；20世紀是美蘇爭霸的世紀，以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而告終。西方部分學者根據16世紀以來大國興衰的歷史邏輯得出結論說，中國也將無法擺脫“國強必霸”的怪圈，中國的崛起必將重塑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并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他們認為，中國模式與西方世界所倡導的價值觀具有不可調和的根本性沖突；中國模式處于美國模式的絕對對立面，中國模式的“流行”勢將損害美國的戰略利益，顛覆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西方學者的擔心不能說沒有理由，畢竟這是西方自身發展的歷史邏輯給他們的“啟示”。但以此推論中國，卻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這種經驗主義還是選擇性的經驗主義，即只選擇了西方的經驗，而回避了中國的經驗。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早已向全世界宣示。毛澤東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17](P301)日本知名政治家緒方靖夫指出：“中國提倡的和諧社會的政治方針……高高地舉起‘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旗幟……中國走的是通過市場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既是一條在與資本主義并存、競爭當中尋找到的道路，也是一條新的‘和平振興’的道路。”[30]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發展了也永遠不稱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