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模仿”和“復制”是模式的題中之義，而所謂的中國模式既無法模仿，也不能復制，因此不存在“中國模式”。比如，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指出：“模式”一詞，更多指的是可供模仿的方式或范例。但是，“中國是獨一無二的，根本無法模仿!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它的文化傳統也與別國截然不同。所以，根據我的理解，根本沒有‘中國模式’這東西”。[40]然而，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模式，不能因為中國模式無法復制而否定它的客觀存在。
有人認為，“理想性”是模式的隱秘內涵，而當代中國問題重重，談“中國模式”為時尚早。比如，德里克指出，中國存在社會和地區不平等、嚴重的生態問題、腐敗以及由這些問題而引起的社會不穩定等等，“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前就談論中國模式似乎有點為時過早，更不用說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模式了”。[41]其實，模式不是一個價值判斷，無關乎褒貶，不能因為中國模式還不夠完美就否定它的客觀存在。
相對主義傾向只看到中國模式沒有定型的一面，而忽視其基本成熟的一面；只看到中國模式存在的問題，而忽視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只看到中國模式需要改革的一面，而忽視其應該堅守的一面；只看到中國模式的地域性，而忽視其具有的世界意義和普遍價值。持這種傾向的人在對待“中國模式”的問題上往往消極悲觀，對現實喪失信心，對未來迷失方向。
總之，“中國模式”是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辯證統一。要在確定性中發現不確定性，在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這就是關于“中國模式”問題上的辯證法。
注釋：
①這種說法在理論上首先由Susan L.Shirk在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之后在學術界流傳開來。參見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②這一觀點最早見于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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