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三農”問題有兩個最基本的方面，一是要改革農村集體所有制，推進和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賦予農民充分的財產權利；二是要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一體化，賦予農民平等的公民權利。

　　作者：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英洪

　　秘魯經濟學家德·索托在《資本的秘密》一書中揭示，發展中國家貧窮的重要原因是沒能把資產轉化成為資本，缺乏財產權的表達機制。我國“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就是農民缺乏財產權，既缺乏與城鎮居民平等的財產權，又缺乏農村集體產權在市場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的法律表述機制。

　　制約我國“三農”發展的兩個最基本的體制因素，一是農村集體所有制，二是城鄉二元結構。農村集體所有制最大的問題是財產權利歸屬不清晰，城鄉二元結構的最大問題是公民權利不平等。在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進程中，上述兩個體制因素所蘊涵的矛盾和問題日益突出。在改革進程中，農民對集體資產的財產權利問題既有產權不清晰問題，也有城鄉產權地位不平等問題，還有財產權利法律保護不力的問題。解決“三農”問題有兩個最基本的方面，一是要改革農村集體所有制，推進和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賦予農民充分的財產權利；二是要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一體化，賦予農民平等的公民權利。

　　損害和制約農民集體財產權利實現的主要因素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將傳統的“共同共有”的集體產權改革為“按份共有”，其基本方向是“資產變股權、農民當股東”。以股份合作制的方式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擁有財產權利最有效的方式。

　　全面認識農民對集體資產的財產權利存在的問題，不能僅從農經部門掌握的賬面集體資產數額去理解，也不能僅僅從已完成農村集體產權改革的鄉村去理解，我們必須從更廣泛的視野和范圍全面認識農民集體財產權利面臨的問題。農民集體財產權利是農民對全部集體所有的資產擁有的財產權利。損害和制約農民集體財產權利實現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個大的方面：

　　一是農村集體產權改革的滯后性。傳統的農村集體產權具有共同共有以及社區封閉的特性，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傳統農村集體產權制度與市場化、城鎮化發展產生了明顯的沖突，但相應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又明顯滯后，這種滯后性既體現在廣大中西部農村地區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至今未能全面啟動，還體現在已經啟動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地區因為種種因素的制約而未能全面深化，存在一系列集體產權改革不到位、不深入、不全面等問題。從總體上看，我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遠遠滯后于市場化、城鎮化發展的現實需要，滯后于廣大農民對財產權的現實要求。

　　二是傳統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模式的掠奪性。傳統工業化、城鎮化模式是在農村集體產權歸屬不明的條件下推進的，其突出特點是對農村集體資產的大量侵占，造成了農村集體資產的驚人流失。

　　三是鄉村治理機制的不適應性。改革以來，鄉村治理機制雖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與農民群眾對集體財產權利的訴求來看仍然存在許多不適應性。在未啟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鄉村，集體產權歸屬不清晰，國有資產與集體資產界限不明，許多鄉村干部將集體資產視為國有資產隨意支配，集體經濟淪為“干部經濟”比較普遍，集體資產幾乎完全在鄉村干部的支配之下。在已經開展農村集體經濟產權改革的鄉村，農民對集體資產的產權開始明晰，但也存在不少深層次問題。總體上說，鄉村治理體制并沒有隨著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需要而進行相應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