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喬新生

　　中國的改革實踐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國的理論也是一個不斷豐富的過程。強調理論自信不能固步自封，強調理論自信不能屈從，也不能盲從。強調理論自信實際上就是重視中國豐富的理論土壤，通過艱苦的田野調查和冷靜分析，找出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這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使命，同時也是中國理論工作者前進的方向。在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過程中，中國的理論工作者一定要虛心學習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一定要在充分認識和理解各種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創見。假如為了爭奪中國理論的話語權而胡言亂語，或者為了強調中國理論的獨特性而標新立異，那么，中國理論就會變成國際笑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話語權從來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國際理論市場的競爭中獲得的。只有充分尊重他人的理論表達，并且在充分研究中國改革實踐問題的基礎上，總結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才能使中國的理論之樹常青。

　　不少人都在探討中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可能性問題。在筆者看來，中國之所以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不是因為中國的改革實踐缺乏足夠的魅力，而是因為中國的學術工作者特別是經濟理論工作者，缺乏總結分析問題的能力。他們借用西方國家經濟學的一些方法，解釋中國現象，比如，用“劉易斯拐點”來解釋中國的人口流動問題，絲毫沒有顧及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以及其他社會管理制度的存在，從而使理論分析變得毫無價值。

　　比如，一些中國的經濟學者在分析中國的市場結構和市場主體的時候，習慣于將西方國家的公司治理結構以及公司化表現形態作為分析的邏輯起點，絲毫沒有意識到中國社會發展中特有的組織結構以及市場主體的運作方式，沒有看到中小企業特別是微型企業在中國社會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以至于在提出理論構想的時候，不自覺地忽視了中小企業的需求，在分析中國經濟結構的時候，忘記了中國社會政治制度與西方國家的差異性，忘記了中國企業存在的政治背景和社會特性，提出的建議削足適履，根本不具有任何理論指導意義。

　　假如沒有看到中國理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而盲目的自信，那么，這樣的理論非但無助于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反而會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變得軟弱無力。中國的學者一定不要好高騖遠，更不要東施效顰，應該腳踏實地，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出發，總結問題，分析問題，并最終形成中國的理論體系。中國理論自信來源于中國實踐，更來源于中國海納百川的包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