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以上以美國和日本為代表的兩大農業現代化模式是比較突出的"極端"（而中國則比日本還要人口密集、還要極端），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實際經歷是介于兩者之間的。表1還納入了速水-拉坦所搜集的歐洲其它幾個國家的數據，按照其土地/勞動力不同比例順序排列--英格蘭、丹麥、法國、德國。顯而易見，那些國家在土地/勞動力的資源稟賦上，是介于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英格蘭最接近美國，其19世紀后期的勞均耕地面積仍然和美國相差無幾（但到1970年由于農業機械化程度和人地比例的不同，其勞均耕地面積只是美國的五分之一）。德國要低于英格蘭，但是雖然如此，1970年德國的勞均耕地面積仍然是日本的六倍。顯然，與日本和中國相比，歐洲發達國家的人地比例資源稟賦總體上要寬松得多，基本上仍然是一個相對地多人少的模式。

　　表1也顯示，在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方面，與日本相差無幾的是印度。印度在1970年的農業勞均耕地面積是和日本一樣的：30畝（2公頃），但印度的農業現代化進程明顯遠遠滯后于日本，1970年仍然基本尚未使用機械和化肥（平均2600個男勞動力才一臺），在這方面比中國還要落后（中國該年是每960個男勞動力一臺大、中型拖拉機，或四臺小拖拉機）。我在別的著作中已經說明，日本的經濟發展起步較早，而且得益于其人口在18、19世紀已經進入低增長狀態，在二十世紀上半期的蓬勃工業化過程中，在拖拉機、化肥和科學選種等現代投入進入農業的過程中，其農業人口基本穩定，而不是像中國（和印度）1950到1970年代那樣，現代投入所帶來的土地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基本被人口（由于醫療衛生的進步）的擴增（而耕地沒有多大擴展的情況下）和農業的進一步內卷化所銷蝕掉。1952年到1978年間，中國的農業總產增加了約三倍，但人口增加了2/3，而由于集體制度下動員的婦女勞動力和農閑時的水利工程等勞動力投入，每畝勞動力的投入其實增加得更多，達到三到四倍的幅度。因此，農業勞動力的按日收益長期停滯不前。（黃宗智2010b：5；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22~23）

　　我和彭玉生已經詳細論證，中國要到20世紀80年代之后，由于"三大歷史性變遷的交匯"--即人口增長率的減低、人們伴隨收入增加的食品結構轉型（從8：1：1的糧食：蔬菜水果：肉魚逐步轉向城市中上收入群以及臺灣地區的4：3：3模式）而轉入更多的勞動與資本雙密集的高值農業生產、以及大規模的農民進城打工--勞動力對土地的壓力才開始得到緩解。農業從低值糧食生產轉向越來越高比例的高值菜果、肉禽魚生產，從而形成了小而精"新農業"的發展，推動了中國的（我稱之為）"隱性農業革命"，其產值在30年中達到之前的六倍，年增長率約6%，遠遠超過歷史上其它的農業革命（如18世紀英格蘭的農業革命，一百年中年增長率充其量才0.7%[100年才番了一番]，以及20世紀60和70年代的"綠色革命"，年增長率才約2%~3%。（黃宗智2010b：第5章；亦見黃宗智、彭玉生2007）

　　在同一時期中，印度也經歷了性質相同的變化，只是沒有中國那么快速。另外，由于中國土地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中國沒有經歷與印度相同程度的農業勞動力的"無產化"（如今印度農業勞動力的45%是無地雇農，中國的則才約3%），而是一種比較獨特的"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農業現代化進程（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但在人多地少資源稟賦約束所導致的農業滯后發展以及小而精模式方面則和印度基本相似。

　　與日本相比，中國也有一定的不同。其中一個重要的差異同樣源自中國平均分配土地的承包制度。日本的無地農業雇工今天已經達到農業勞動力的20%以上，而中國則一直維持著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的農業模式（僅約3%）。（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22~23）但是，在"小而精"而不是美國式的"大而粗"特征上，則和日本基本相似。最后，與類似于日本的農業變遷歷史的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相比，由于他們的特殊歷史條件（更早的農業現代化，雖然是在日本殖民政策下實施的）以及中國和印度更沉重的人口負擔，也要滯后幾十年。（詳見黃宗智2010b：6~8）

　　這一切所說明的基本道理是，我們不能混淆使用無機能源的機器時代的工業產業和前機器時代使用有機能源的農業。后者的生產要素，特別是人地關系以及人力和地力的自然約束，基本是給定的自然條件，其勞動力既可能是相對稀缺的，也可能是相對過剩、多余的，而不是像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那樣假設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是稀缺的，而后通過市場機制而達到最佳配置的。農業的人地關系基本是給定的自然條件，而不是由市場機制配置來決定的。它對后來的農業現代化進程起到決定性的影響。這就和現代經濟學理論的出發前提很不一樣。

　　由于人地關系的決定性作用，農業經濟歷史展示的不是現代經濟學理論所設想的單一種發展模式，而是兩種由于人地關系資源稟賦的不同而導致的迥異的發展模式。當然，機器時代的拖拉機擴大了人力的可能擴增幅度--美國的高度機械化農業中一個勞動力可以耕種幾千畝地便是例證。但是，那樣的擴增幅度的前提條件是地多人少，對于其相反的人多地少的中國來說，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們絕對不可以根據現代機器時代的經濟學的理論建構而誤以為，中國農業可以簡單通過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便走上美國模式的道路。事實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業現代化道路絕對不是美國地多人少的那種"大而粗"的模式，而是日本率先展示那樣的人多地少"小而精"現代化模式。

　　以上所說的事實和道理說到底其實是個常識性的認識，但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霸權話語（詳細討論見黃宗智2012a：61~65；68~70）的支配下，人們相當普遍地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乃是一門比較"硬"的"科學"，以為它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專家們為了提高自己的身價，當然也特別宣揚那樣的觀點。結果是，在科學話語威勢的壓抑之下，許多人都以為經濟是不可以用常識性的真實感來評價的，而是必須由專家們來談論和解釋的。殊不知，所謂的專家們的認識多深深受到不符實際的抽象形式化理論的主宰，把經濟想象為一種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遵循同樣基本邏輯的（工業）經濟，普遍忽視農業的最基本的常識和道理。今天，這種態度和誤識影響非常深遠，已經存在于我們的不知不覺之中。它是國人相當廣泛錯誤地認為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必須是一個像美國那樣的規模化道路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