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農業部種植司司長則對媒體宣稱，"家庭農場"使用7.3%的耕地，但生產的卻是全國12.7%的糧食。他要強調的是，規模化生產要遠比小規模生產高效，無論從單位面積產量還是從單位勞動力產量來考慮都如此（《種糧大戶和生產合作社：種了1/10的地產了1/5多的糧食》，2013年3月25日）這和我們上面論述的農業經濟歷史和邏輯完全相悖，顯然是一個來自理論先行的建構，與真實的經驗數據無關。其實，農業部的重要官員如此宣稱，正是我們上面論證的"家庭農場"口號背后的意識形態的佐證。

　　我們再看學者陳義媛在湘南平晚縣實地調查得出的實例。地方政府在平湖鎮選定1800畝地為雙季稻示范地。陳文的主要案例易天洋來自該處，他在那里承包了200畝（2012年）的土地。我們之前已經知道，早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上海市松江（當時是縣）曾經大力推廣雙季稻（當時的口號是"消滅單季稻！"），但面對的現實是比較嚴重的"邊際效益報酬遞減"--早稻和晚稻需要與單季稻幾乎同等的肥料和勞動力投入，但按日收益（質和量）遠不如單季稻，因此乃是"過密化"的行為。之后，在去集體化時期，進行了大規模的"去過密化"調整，放棄了之前大部分的雙季稻種植，強調更適度的勞動力投入。（黃宗智2000：224~225、241、245）但如今由于國家要求盡可能提高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湘南地方政府重新試圖推廣雙季稻。但陳義媛的材料說明，雙季稻是劃不來的，而易天洋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出于兩個因素：一是政府的補貼（150元/畝），一是靠規模化來抵消遞減的按畝收益，借此來最大化自己個人的收益。其代價則是較低的按畝收益，也是較低的按勞動日收益，但這些對易天洋來說并不重要，因為他關心的只是他個人（得自自己資本的）收益比常人要高。2011年，易某經營131畝，每畝收益才545元，和賀雪峰在安徽調查的大型家庭農場基本一樣，遠少于小規模的家庭農場，但他個人年凈收益是6萬元，高于小規模的家庭農場主。陳義媛的第二個案例易龍舟和易天洋基本相似，只是規模更大，達到270畝，因此其個人收益也更大。（陳義媛2013：142-143）

　　這兩個案例展示的是規模化"家庭農場"的真正含義。這不是經濟學中的"資源最佳配置"，而是通過政府行為而扭曲了經濟邏輯的資源配置。陳義媛指出，這個政府"舉措的直接后果是排擠了只耕種自家承包地的農戶"。（陳義媛2013：143）賀雪峰更形象地把那樣的后果稱為 "政府支持大戶打敗小戶"。（賀雪峰2013b）這是只對資本擁有者才有好處的行為。對適度結合土地和勞動力使用，和（人多地少的中國的）農業總體布局來說，乃是不經濟的行為。

　　本文提倡的適度規模經濟，在大田農業中，其實已經展示于近年來興起的"中農"小規模家庭農場。他們相當于過去（土地改革后）所產生的（自耕農）中農。今天，他們有不少像規模化的農場一樣采用機耕、播、收（但是不會是用自家所有的機械，而是雇用機械服務），再輔之以（比較廉價、精密的）自家管理，包括施肥、澆水、施藥、除草等。像這樣的農場，如果達到20至50來畝的規模，其實已經達到了自家勞動力的充分使用，乃是最符合中國國情的、最能夠高效使用土地、最能夠為農業從業者提供充分就業和"小康"收入的真正意義的家庭農場。在筆者2012年組織的《中國新時代的小農經濟》專輯討論中，已經有相當詳細的經驗和理論論證。（黃宗智編2012）這些中農農場一定程度上已經是相當高度"現代化"的農場，也是相當高收入的農場。雖然，與美國的大規模"家庭農場"相比，還只是部分機械化-自動化的農場，遠遠沒有達到美國那樣的程度。它們是一種結合"大而粗"機耕機播機收和"小而精"管理來生產的農場，在管理方面一定意義上也是"資本和勞動雙密集化"的生產。伴隨農業從業人員近十年來比較快速的遞減，這樣的中農未來完全有可能占到農村農業人員的多數。

　　這些"中農"一般也是最關心本村社區事務的階層，是可以賴以穩定、重建農村社區的核心力量。（黃宗智編 2012）筆者認為，國家應該積極扶持這樣的農場，應該更積極地通過鼓勵、扶持農業合作社來為這樣的農場提供更好的產-加-銷縱向一體化服務，讓他們可以占到更高比例的市場收益，并為這樣的農場提供融資、貸款的渠道，讓更多的農民可以成為"小康"的中農。從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國家更應該鼓勵他們進入更高產值的、同樣是小而精的綠色農業經營。那樣的方向才是中國廣大農村人民的最佳發展出路。

　　至于在高值的新農業領域，全國也早已自發興起大量的適度規模農場。上述2012年的專題討論中有一定的具體案例。這里，我們可以更以河北邯鄲市永年縣的蔬菜種植為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的報道（來自山西省長治市政府赴該地學習的考察團）在名義上似乎是為了響應中央打出的美國式大規模家庭農場的口號而提出的，但其所指向的實踐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正如報告指出，該地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至今已經形成了15萬畝的大蒜和80萬畝的"設施蔬菜"種植基地，但其種植主體不是"大"農場而是"中小拱棚蔬菜"，亦即用地一到三畝，基本完全由家庭自家經營和自家勞動力全就業地操作的"適度規模"新農業。報告指出，這些拱棚蔬菜"一是投資小、見效快。拱棚以竹木結構為主，畝成本6000 元左右，一次建造可使用3年左右，折合每年每畝使用成本約2000元，生產畝投入1500元。二是種植茬口靈活。一年可種植5-6茬，主要品種有甘藍、芹菜、西紅柿、油麥菜、西葫蘆等70多個品種。三是土地利用率高。拱棚建造可以充分利用土地，間距小，土地利用率在95%以上。四是抗風險能力強。大霧、冰凍天氣等災害天氣對拱棚蔬菜生產影響較小"。（《關于赴河北省永年縣學習考察蔬菜產業發展的報告》2013）報告所沒有特別指出但是十分明顯的是，這也是中國農村相當高比例的普通農戶所能夠做到的經營模式，與新提倡的"大規模" "家庭農場"模式那樣限定于超過100畝規模和掌握一定資本的極少數農民完全不同。

　　更有進者，該地也已經形成了具有一定聲譽的"無公害"品牌，具有"已認證無公害、綠色、有機食品198個"，而那些產品主要是由農業合作社來提供產-加-銷"縱向一體化"服務的，其中"蔬菜業農民合作社236家，占各類農民合作社60%以上，控制蔬菜基地達到40%以上"。其"社員不僅能享受到合作社的各項技術、銷售和信息服務，而且菜價高出一般市場價的5%～10%"。（同上）這是一個比較近似于本文論證和提倡的模式，是符合本文所特別強調的中國國情的模式，也是和農業歷史所展示的經濟邏輯相符的模式。它是一條能為大多數務農人員提供小康出路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