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對家庭農場理論和實際的誤解

　　2013年被媒體廣為宣傳的所謂"家庭農場"，其實還帶有對"家庭農場"的歷史實際的深層誤解，以及對其相關理論的完全曲解。其中一個重要誤區是，即便在學術界今天依然有不少人把"小農經濟"等同于前商品經濟的"自然經濟"，并把小農經濟最重要的理論家恰亞諾夫所提出的關于"家庭農場"的理論視作為局限于前市場化的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理論。（這樣的意見甚至包括明智如內汀那樣的理論家--Netting 1993：16；第10章）根據同樣的思路，許多國外研究中國農業的學者，都用英文"farmer"（即"農場主"，也是美國歷史中一貫使用的詞）而不是"peasant"（即小農）來翻譯中文的"農民"一詞，而中國自身的英文刊物，也幾乎完全采用了同樣的話語。正如上面所述，許多人認為，適用于中國農業的是基于工業經濟的"現代"經濟學，尤其是今天的所謂"主流"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包括認為私有產權是一切的關鍵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而不是恰亞諾夫的"小農經濟"理論，以為它只適用于不復存在的前商品"自然經濟"。

　　首先，這是對經濟歷史實際的基本誤解。"小農經濟"從來就不是自然經濟，而是長期一直都是一個部分商品化、部分自給自足的經濟。在具有厚重傳統的國際"農民學"（peasant studies）中，一個最基本的概念和出發點是對"小農經濟"的定義：小農經濟是個部分商品化，部分自給自足的經濟。（經典的教科書論述見Eric Wolf 1969）這點在中國非常明顯。尤其是在明清時期，通過"棉花革命"（1350年幾乎沒有人種植棉花，穿著棉布；1850年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穿著棉布、棉衣）以及桑蠶經濟的擴增，中國農業經歷了蓬勃的商品化。長江下游的松江府變成"衣被天下"的棉紡織品主要產區，全國小農普遍參與糧食與棉布的交換，并且形成了全國性的市場。同時，像太湖盆地那樣的蠶桑農業、農戶的繅絲以及城鎮的絲綢加工業，為全國的上層階級提供了其所慣用的衣著商品（農民則主要穿著布衣）。在糧食中，越來越區分出上層階級所食用的 "細糧" （大米和麥粉）和農民所廣泛食用的 "粗糧" （小米、玉米、高粱，甚至甘薯來替代糧食）。前者早已成為高度商品化的、應該稱為"經濟作物"的糧食。在華北，細糧和棉花成為其兩大"經濟作物"。以上列舉的商品經濟實例是經濟史學界的常識，也是中國20世紀50到80年代數十年的學術研究，包括國內的"資本主義萌芽"學術，以及國外上兩代學術研究所積累的基本知識。惟有完全依賴理論而忽視歷史實際的學者方才會擁抱"小農經濟"是"自然經濟"的誤解。

　　即便是在理論層面，馬克思-恩格斯便早就有（生產資料自有者的）"小商品生產"（亦稱"簡單商品生產"或商品的"簡單交換"）的概念，認識到農民的商品生產以及集市和市鎮中的商品交易。上世紀50到80年代中國史學界所采用的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概念來擴大馬克思-恩格斯原有的"小商品經濟"概念，借以理解明清中國的經濟實際。其實，更有學者用"萌芽論"于唐宋（以日本"東京學派"內藤虎次郎為主）、甚至戰國時期（傅筑夫）。諸如此類的學術理論和經驗研究，拙作明清以來的農業歷史的三卷本（特別是第二卷《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多有涉及，這里不再贅論。

　　即便是新自由主義的農業經濟學，也早已使用市場經濟理論來理解、分析（西方的）"家庭農場"和農業經濟，把前現代農業經濟看作是一個由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的高效率經濟。（Schultz 1964）這樣的理論的誤區在簡單使用基于機器時代的經濟學于農業經濟，沒有了解到有機能源經濟和無機能源經濟間的差別--即不可能大幅擴增的人力與地力要素與可以大幅擴增的機械、技術、資本要素間的不同，因此也沒有理解到人地比例對農業所起的決定性影響。但它比較準確地看到小農經濟中的商品和市場經濟現實。

　　至于實體主義理論家（區別于新自由主義的"形式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恰亞諾夫，他的出發點是對19世紀后期和20世紀初期部分商品化的"小農經濟"實際的精確掌握，讀者只需進入他著作中大量的具體經驗論證便立刻會看到這點。對恰氏來說，小農經濟是個一定程度商品化了的經濟這個事實，是不言而喻的實際。而他之所以采用了把實際中的未曾商品化的部分來作出抽象化的理論分析，主要是為了展示家庭農場的特殊組織邏輯。這是高明的理論家所慣用的方法：抽象出其中部分經驗方才能夠掌握、展示、闡釋其所包含的邏輯。而恰氏特別關心的是，小農經濟所包含的與資本主義生產單位在組織上的不同邏輯。

　　首先，他說明，一個家庭農場既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一個消費單位，它的經濟決策會同時取決于這兩個方面；一個資本主義生產單位則不然，它只是一個生產單位，其員工自身消費的需求不會影響到企業的經濟決策。這是個關鍵的不同。（Chayanov 1986[1925]："On the Theory of Non-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s," pp. 1-28）恰亞諾夫雖然沒有將"人多地少"的小農經濟作為他研究關注的核心，但他仍然極具洞察力地指出，一個家庭農場，如果沒有適度面積（相對其勞動力而言）的土地，會在報酬遞減的條件下在現有的土地上投入越來越多的勞動力，來借以滿足自家消費的需求。而一個資本主義經營單位，則不會這樣做，一旦其邊際勞動成本變得高于其邊際收益，便會停止投入更多的勞動力（雇用更多的勞動力），因為那樣是會虧本的。而家庭農場則不同，它必須滿足其自家的消費需要。（Chayanov 1986：118）同時，正因為它投入的是自家的勞動力而不是雇用的勞動力，他不會像一個資本主義企業單位那樣計算勞動力和勞動時間的成本和收益，而會主要關注其最終收成是否能夠滿足其家庭消費需要。基于此，恰氏構建了其著名的消費滿足度和勞動辛勤度之間的均衡理論，來突出這種非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決策和行為。(Chayanov 1986：尤見82~84頁) 其目的不是要說小農家庭農場完全遵循如此的邏輯，而是要說明這樣的邏輯在小農經濟中起到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