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恰氏還系統分析了一個家庭農場在什么樣的經濟情況和刺激下，才會進入手工業生產（包括其出賣的部分）來輔助其種植生產（同上：第三章），什么樣的情況和邏輯下會投入更多的"資本"（即肥料、畜力等）來提高其生產和收益。(同上：第五章) 恰氏要證明的是，這些決策都有異于一個資本主義的生產單位，它會受到其特殊的"家庭農場"既是一個生產也是一個消費單位的組織結構的影響，即既考慮到其收益，也考慮到其消費需要，不會考慮到雇用的勞動成本而會從使用自家已經給定的家庭勞動力來決定其經濟抉擇。這一切絕對不是說家庭農場是自然經濟、與市場不搭界、與收益考慮不搭界，而是要指出，家庭作為一個經濟決策單位是與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生產單位有一定的不同的。

　　恰氏確實反對資本主義的純粹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經營的基本邏輯。他確實認為那樣的經濟組織是不人道的。但他決不因此而拒絕市場、拒絕盈利。他最終打出的設想是通過以家庭農場為主體的合作社來提供從農業生產到農產品加工到銷售（即他之所謂"縱向一體化"）的服務，為的不是資本的盈利，而是為了把從市場所獲得的收益，更公平地分配給小農家庭而不只是擁有資本的公司或資本家。（同上：第七章，尤見263-269頁）但這絕對不是因為他認為小農經濟是沒有商品經濟、沒有交換和交易的"自然經濟"。作為19和20世紀之交的經濟理論家，如果他真的把當時的小農經濟視作為一個非商品的"自然經濟"，意味的將會是對事實情況的完全忽視和誤解。恰氏絕對不會那么想。

　　恰氏的最關鍵貢獻其實在于他的理論特別適用于理解人多地少的中國農業經濟，更甚于他自己最關注的相對地廣人稀的俄國及其小農經濟。拙作三卷本已經詳細論證，由人口壓力所推動的"內卷型商品化"（為了消費所需而從相對穩定但低收益的糧食，改種更高總收益但更高風險的商品化棉花和蠶桑，并加入棉紡織以及繅絲的手工業生產，伴之而來的是單位勞動日收益的遞減，但是單位土地收益的擴增）。（黃宗智，待刊：第二卷；黃宗智2000[1992、2006]）在應付消費需要的壓力下，家庭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具有特殊的堅韌性和經濟性：它可以高效、廉價地結合兩種不同的生計，像依賴兩柄拐杖那樣來同時從兩種生計來解決自己的消費所需--在明清時代是種植業與手工業的結合，今天則是農業與外出打工的結合。（黃宗智 2011）這些是對高度商品化和半無產化的小農經濟的認識，絕對不是把"小農經濟"等同于"自然經濟"的認識。當然，中國農民半無產化地分出部分家庭人員進城打工的經驗實際，是恰亞諾夫在20世紀初所不可能清晰認識到的。

　　以上的分析是對恰氏理論的延伸和補充，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中國歷史實際而對他理論的修正。但他聚焦于家庭作為特殊經濟組織的洞見和啟發乃是以上的分析的出發點。

　　簡言之，把恰氏視作簡單的"自然經濟"理論家是對恰氏著作的誤解，也是陷進馬克思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以及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個共同誤區：即認為人類的經濟只可能是單線地通過商品化而從前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演變，從前市場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演變。這是拙作第二卷《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立論的主要敵手。當然，和古典與新古典（形式主義）經濟學理論家們不同，馬克思和列寧是在這個基本認識的出發點上，提倡社會主義工人革命的，在前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單線演變之上，加上了必然會更進一步向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演變的信念和理論。但在從前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線性歷史發展觀上，馬克思-列寧和新自由主義的認識是基本一致的。恰氏追求的則是另一種可能的道路，一種他認為是更平等、人道和民主的理念。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會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所敵視，并被自視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斯大林所殺害。

　　面對今天中國（男、女）勞均仍然才10個播種畝的現實，恰氏的理論給予我們多重的啟發。首先，他的思路的延伸可以為我們說明人多地少壓力下家庭農場的特征，也可以為我們說明為什么家庭勞動力今天仍然比雇傭勞動力來得高效和便宜，為什么即便是今天的大型農業企業公司仍然寧愿與（真正意義上的）家庭農場組織"合同農業"而不是采用傳統資本主義的雇傭方式。他開啟的思路的延伸更可以說明，為什么由主勞動力和輔助勞動力組成的家庭生產單位特別適用于需要不定時而又繁雜的勞動投入的"勞動和資本雙密集化"的小規模新農業農場，為什么那樣的生產組織是高效的、合理的。他開啟的思路的延伸更可以說明為什么基于如此生產單位的農業今天最需要的不是橫向的規模化和雇傭化，而是縱向的生產、加工和銷售的"縱向一體化"服務。后者正是今天的政府最需要配合農民自愿參與和主宰所做的工作，而不是再次在過度簡單化的管制型集體生產和放任型資本主義產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擇。過去集體化的錯誤并不意味著今天一定要走到純粹的美國式資本主義經濟的極端。鑒于中國的國情，"小而精"的（真正意義上的）家庭農場，配合政府引導和支持而農民為自身利益而投入和控制的（產、加、銷）縱向一體化合作，才是未來的最好出路。（詳細討論見黃宗智待刊，第三卷：尤見第十章；亦見黃宗智2010b）

　　新近提出不符實際的規模化 "大""家庭農場"的口號其實和以上敘述的小農經濟學術傳統完全脫節，它是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學化了的設想，也是一個美國化了的修辭。它更是一種誤解了的美國模式的設想，打出的是一個以機械化、規模化為主的美國式農業發展設想，而又錯誤地把它表述為所謂的"家庭農場"。同時，它也忽略了農民學、小農經濟學和理論、以及中國經濟歷史實際和中國近三十年來的（隱性）農業經濟革命的實際。說到底，它是一個沒有歷史和實踐根據的懸空設想。

　　今天需要的是腳踏實地的對"三農"實際和問題的理解，而不是再度受到理論空想主宰的不符實際的設想和決策。我們需要的是面對實際、真正考慮中國農村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決策。首先需要的是對中國"人多地少"和其相應的"小而精"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實事求是認識。從那樣的實際出發，才是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從小而精真正意義的家庭農場實際出發，才有可能建立真正適合中國的、真正"適度規模"的、真正的家庭農場。如此的方向才是最能夠為中國農村提供充分就業機會的"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農業，更是可以賴以重建中國農村社區的道路。從長遠的視角來看，它更可能是一條自然走向同樣是小而精的"綠色農業"的道路、能夠為人民提供健康食物的道路。這是一條與美國模式的工業化農業、全盤資本主義化、以及威脅到全世界食品安全的農業截然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