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二、設計讓美國獨自承擔匯率和通脹風險的特殊機制，規避美債風險

　　截至2014年3月末, 中國外匯儲備余額達3.95 萬億美元。中國持有美國國債1.3 萬億美元，為美國第一大債權國。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主要有兩大風險，一是對外貶值，即匯率風險；二是對內貶值，即通脹風險。解決美債風險的的根本之策，是要設計一種讓美國獨自承擔匯率風險和通脹風險的特殊機制。

　　特殊機制一：要求美國發行“奧巴馬債券”以對抗匯率風險。“奧巴馬債券”是一種以“非美元計價”的債券。此設計主要是借鑒“卡特債券”的歷史經驗。從“卡特債券”當年發行歷史看，有其重要的特定背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美蘇冷戰和長達15年的越南戰爭，使得卡特政府財政赤字大幅度提高；在國際收支方面，外圍國家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儲備，大部分是美元資產，而美國則累積了巨額的經常項目逆差，美元對主要貨幣發生了恐慌性暴跌；在全球層面，在第二次石油危機的沖擊下，全球經濟陷入了“滯脹”，卡特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和緩解國防開支壓力，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通脹率進一步攀升；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面，當時歐洲貨幣共同體正在積極組建中。卡特政府當時意識到美元走跌的嚴重性，認為如果不拯救美元可能會喪失美國最核心利益。于是，出臺了“拯救美元計劃”，“卡特債券”就是該計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拯救美元不僅需要資金還需要歐洲國家的支持，為了獲得資金和支持，美國必須承擔更大的風險，即獨自承擔匯率風險。1978年，卡特政府發行了以德國馬克和瑞士法郎計價的美國債券，總價值為52億美元。這種發債模式不僅為美國提供了新的融資途徑，也有效地促進了美國干預外匯市場的國際合作。

　　對比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美國面臨的國際環境與上世紀70年代末情況極為相似。如果能夠促成美國發行“奧巴馬債券”，不僅有利于外匯儲備持有國規避匯率風險、提高資產的多元化水平，而且有利于轉變美國過度消費和過度借貸的增長模式，美國以承擔匯率風險為代價促進美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模式轉變。如果美國有發行“奧巴馬債券”的意向，接下來中國可以提供兩種可供選擇方案：第一套方案：直接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這種方式可以將對外提供資金、規避匯率風險和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結合起來。第二套方案：美國以其他幣種如日元和瑞士法郎等發行債券，中國購買這類債券。這將直接提高中國外匯儲備資產中的多元化水平，完善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

　　特殊機制二：要求美國將中國的存量美債置換成“通脹聯動國債”以規避通脹風險。“通脹聯動國債”是美國財政部發行的一種根據通貨膨脹指數調整收益率的債券類型，能夠有效排除債券投資者因為美元通貨膨脹蒙受的損失。在存在通貨膨脹風險的條件下，將美國國債的收益率與美國通貨膨脹率掛鉤，能夠有效保護我國外匯財富不因通脹上升而縮水。美國政府雖于2009年8月4日開始就向中國承諾將繼續發行通貨膨脹保值債券（TIPS），但這只解決了增量問題，中國還有巨額的存量美債仍然存在貶值風險。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美元貶值引發的通脹風險，中國堅決要求美國政府將中國持有的存量美債置換成“通脹聯動國債”，防止美債泡沫破滅的風險。

　　特殊機制三：將“債權變股權”投資美國實體經濟。近年來，各國主權財富基金投資策略都在動態變化中，但其變化趨勢是逐步從傳統的政府債券投資演變到兼做股票投資。新加坡淡馬錫從成立之初的3.54億新加坡元增加到1640億新加坡元，公司凈值增加460多倍。其中，有38%的資產組合為金融類股權。成長為全球金融市場上重要的機構投資者，投資管理風格日趨主動活躍，其資產分布不再集中于G7定息債券類工具，而是著眼于包括股票和其他風險性資產在內的全球性多元化資產組合。我們可借鑒新加坡淡馬錫經驗，通過把債權轉換為股權，實現對歐美金融投資轉換為對實體經濟的投資，這既能解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和保值增值問題，又能回避主權財富基金直接投資的敏感。目前，美國正致力于發展新能源、綠色環保、生物工程等新興產業，為了實現“再工業化”和“出口倍增計劃”，美國正新建和改建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機場、電網等基礎設施。中國以自身所持有的部分美國國債和金融債做抵押，以抵押貸款參股等多種方式投資于美國的新興產業和高速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通過這種方式，還可以把中國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高速鐵路技術、裝備、勞務輸出到歐美發達國家。這樣，不僅可以實現資本輸出帶動和擴大國內各種設備、技術、零配件、原材料的出口，創造出口需求，緩解中國相關產業和企業的產能過剩壓力；還可以借此擴大勞務輸出，促進中國的國內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