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教授、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長　祁嘉華

　　前一段的城鎮化是與GDP緊密相連的——建設帶動地產，地產帶動建材、能源、運輸等行業，進而帶動金融、證券和保險。這種按照資本在流通中增值思路展開的城鎮化，毫無疑問會以速度見長，我們的城市也迅速發生了質變：從低矮變成了高大，從綠色變成了水泥色。在經濟發展壓倒一切的氛圍中，城市文化方面的問題日益凸顯，地域特點和歷史色彩日益消退，千城一面成了普遍現象。

　　游走于世界知名城市，能夠留在我們腦海中的往往不僅僅是建筑、街道和各種設施，而是建筑、街道和各種設施經過整體融合之后所凸顯的主題。比如，面對曼哈頓大街上精致的樓群，你會感到現代科技和經濟實力對這座城市所起的基礎性作用;徜徉在維也納的大街小巷，不管是建筑本身的形態，還是多瑙河兩岸如茵的植被，無處不體現著濃濃的藝術氣息;倫敦是一座并不高大的城市，到處都顯得中規中矩，充滿了英倫紳士的味道……這些城市所以有著不凡口碑，在于其歷史魅力，在于幽靜祥和的環境，在于精湛的建筑，更在于將這些因素水乳交融后升華出來的城市精神。

　　其實，中華民族不僅有著悠久的建城史，也有營造城市精神的傳統，留下了不少堪稱佳作的案例。從代表官方意志的典籍資料來看，注重禮儀制度和自然環境就是一以貫之的做法。《周禮·考工記》中“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的總結，歷來是各個朝代建城時規劃道路、安排建筑、彰顯尊卑的必要遵循;《管子·乘馬篇》中“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的說法，是古人按照自然條件選址造城的依據。比如老北京城中軸線上“左祖右社”的布局，紫禁城規整嚴謹的布局，彰顯的就是尊重祖先和皇權至上的精神。而作為一方政府所在的平遙古城，在規模大小、材料選擇和建筑體量色彩上都大有收斂，即使是城中的縣衙，盡管也極為莊重，但在保持祖先傳統上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同是古城，所形成的氣場卻各有千秋，給人不同的心理體驗。面對紫禁城，美國建筑學家貝肯先生被“禮儀規范和宗教儀式”所震撼，稱其為“地球表面上人類最偉大的單項工程”。平遙古城給世界遺產委員會留下的印象則是“一幅非同尋常的文化、社會、經濟及宗教發展的完整畫卷”。

　　這就是傳統城市所具有的文化精神。繼承這樣的傳統，今天的城市在規劃設計時就要將當地的歷史和自然條件作為依據，在城市布局、建筑形態、基礎設施、產業結構等方面加以體現，而不是數典忘祖，另起爐灶。那么，是什么原因讓今天的城市遠離了傳統呢?

　　一是缺乏明確的法律法規引導。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新世紀，我國的城市規劃法規從最初提出“初步規劃、總體規劃、詳細規劃”，到后來提出對城市“生態環境、土地和水資源、能源和歷史文化”的保護原則，由粗到細的過程十分明顯，但始終沒有將繼承本民族優良的城市建造傳統列入其中。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二是缺乏復合型的學科支持。城市是空間化了的社會，在這里，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人文歷史都會以空間的形式來展現。這便決定了好的規劃是對城市所擁有的各種資源、所形成的歷史、所凝聚的民風民俗的整合與提升，是將城市的社會、人文和藝術等屬性，借助一定的工程技術手段轉變成現實，具有極強的綜合性。對城市規劃者來說，他們需要扎實的文化養成，更需要融匯各學科智慧進行創新的能力。但在現行的高校學科體制中，“城市規劃”被歸為理工學科，由此培養出來的專業人才，其知識構成也主要集中在工程技術方面。以工程技術的眼光來規劃城市，等于用工程技術的思路解決社會問題，達不到融通文理、橫貫古今的境界在所難免。

　　三是缺乏民族傳統的指導，讓我們的城市規劃失去了文化根基;以工程技術的思路規劃城市，很難讓歷史的厚重與藝術之美成為城市規劃建設的指導思想。回顧半個多世紀我國城市的發展軌跡，上世紀50年代的仿效蘇聯，60、70年代的突出政治，80、90年代的彰顯經濟，跨世紀以后的貪大求洋，城市建設的定位始終處于一種游移不定的狀態，沒有自己的主心骨。

　　近30年來，我們的城市空間擴大了兩三倍，城鎮化率也達到了52.6%，但是，城市建筑的平均壽命卻只有30年。大拆大建除了造成嚴重的浪費與污染，更重要的是：割斷了城市的成長過程，淡化了城市的歷史感，打亂了城市的穩定祥和，也改變了城市的家園屬性。

　　增加城鎮的文化含量，是遏制粗獷式造城，提升城市質量的有效途徑，理應成為新型城鎮化的一項重要任務。在我看來，硬件建設決定著城市的外形和規模，軟件方面決定著城市的品質和格調，只有將二者融合，才能最終合成一座城市的總體精神，產生跨時空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