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可以興國，學術亦可亡國

—— 學術文化博弈制約改革成敗

　　作者：北京大學明清研究中心主任　徐凱

　　改革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在中華民族的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曾發生過不同程度的革新或變法。初步統計，有文字記載的將近三千年的中華民族史中，大小改革變法將近百次，改革和變法從未停止過。歷代學人記錄、總結和探討改革發展的規律和得失，給我們留下了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

　　然而，我們過去在討論改革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學術文化對整個改革的支撐。改革與變法實際上也是一場傳統學術文化的論爭。先秦的諸子百家（儒法道墨），漢代今文經與古文經學，漢唐儒道釋，宋明理學與心學，清代漢學與宋學，均影響了每個歷史階段的變法進程。

　　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提到“近世史學革新派所關注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制度，次則曰學術思想，又次則曰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干柱。”他說的這三者之間關系，上面是政治制度，下面是社會經濟，學術思想是中間的頂梁柱。

　　清朝人在總結明朝滅亡教訓的時候，提出了“學術亡國論”，這個觀點過去沒有引起我們很好的注意。文化可以興國，學術亦可亡國。清朝不少學者已經把學術文化與國家興亡緊密結合在一起。陜西大儒李颙指出：“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即天下大亂是由人心邪惡造成的，人心的邪惡是由學術不端造成的。他這里的邪術指的是陸王心學，清朝的理學名臣都以批判陸王心學為己任。清初理學名臣陸隴其指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盜，不亡于朋黨，而亡于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

　　歷史上的改革與變法有著深厚的文化背景，也是一場學術思想的博弈，它制約著改革的成敗。商鞅變法以法家思想為指導，因用法過度，失去了人本。應該因勢利導，循序漸進，操之過急一定會出現問題。而漢武帝改革將儒法糅合，思想在變法改革的過程當中有所變化，體現了一種適應潮流的做法，所以反對的阻力相對比較小。王安石變法中的《三經新義》是與儒家學說相矛盾的，王安石變法中的“三不足”思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被指離經叛道，失去了多數士大夫、官僚的支持。可見，學術文化問題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