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在積極的制度互動中增強全球治理的實效性。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與全球性問題的日益凸顯，增強了國際社會對國際制度的需求，制度數量的增加也提升了制度密度，同時由于全球治理主體的多樣性、價值理念的多元性、議題領域的交叉性等原因，國際制度復雜性問題隨之出現，兼之世界秩序轉型而產生的復雜性、變動性和不確定性等因素，這些都極大影響了全球治理制度的實效性。為增強全球治理制度的效用，必須在大量重疊或“碎片化”的多樣性制度中強化積極的制度互動。
在水平層次上，要加強不同議題領域制度的互動，增強制度契合度。一項有效的制度不可能孤立發揮作用，它需要其他制度的協調。以氣候變化為例，應對氣候變化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這樣的全球性制度安排，如果離開其他領域的制度框架，比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投資和金融市場的監管機制的支持，氣候變化問題很難得到有效的解決。在垂直層次上，則要加強國際制度與國內政治的銜接。在如今復合相互依賴的國際體系中，不僅各種國際行為體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更緊密，而且國際政治對國內政治的影響以及國內政治向國際政治的延伸日益明顯，加強國際制度與國內政治的銜接，已成為有效的全球治理制度的需要。關于制度互動，還要關注互動的作用，通過加強功能性聯系和政治性聯系，增強制度的效用。[40]
最后，從頂層制度設計入手，通過建設更有效的基層制度，推動全球治理的實施。全球治理是一個多層面的多元行為體共同參與的過程，需要設計全球層面的頂層制度，加強宏觀規劃和統籌協調。但由于當今世界缺乏一個有強制力的中央權威，并且“在可預見的未來，沒有一個大國會放棄獨立處理本國內政外交事務，而把這種權力交給一個自己不能控制的國際主權實體”。[41]此外，塑造“一個綜合性的制度”也“面臨著巨大的組織和政治障礙”。[42]但這并不妨礙從頂層制度設計入手進行全球治理，頂層制度不一定都體現為一個全球性、有法律約束力和強制執行力的國際組織或機制，它可以根據不同議題需要，設計不同的制度形式，只要能夠體現全球性制度的代表性，具備統籌協調功能。
建設更有效的基層制度，是走向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徑。由于全球性問題的多樣性，全球治理的途徑與手段也應該是多元化的。比如全球氣候治理一直致力于通過一項具有普遍法律約束力的全球憲章，而艱難的后京都談判進程顯示，這種努力面臨著巨大困境，與此同時，各類型的“小多邊”氣候制度，以及公私伙伴和民間氣候合作制度，也在積極發展，因此，全球氣候治理可以從探索更有效的基層制度入手，建設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國際制度在內的靈活、高效的制度體系。此外，加強地區治理機制建設，也可以推動全球治理制度的發展。相對于全球治理來說，地區治理因治理需求相對集中單一、共同利益容易形成和區域共同體觀念較強等優勢，更易實施并能取得成效。在成熟的區域治理基礎之上，通過擴大地區治理機制外延，尋求與周邊國家形成靈活多樣、議題交錯、相互支持的各類小型多邊治理制度，將有助于實現更廣泛意義上的全球治理制度改革。
總之，全球治理盡管面臨種種制度困境，但通過確立全球治理的價值共識、推動國際規范的包容性發展、增加國際制度間的積極互動、重視頂層制度設計和建設更有效的基層制度等措施，國際社會可以改革全球治理體制，以增強制度的實效。
注釋：
[1]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2010年世界經濟與社會概覽：重探全球發展之路》，2010年，聯合國官網，http://www.un.org/esa/analysis/wess/wess2010files/overview_ch.pdf。
[2]楊潔勉：《金磚國家合作的宗旨、精神和機制建設》，《當代世界》，2011年第5期，第22頁。
[3]Henk Overbeek,"Global Governance:From Radical Transformation to Neo-Liberal Management",in Henk Overbeek,Klaus Dingwerth,Philipp Pattberg and Daniel Compagnon,"Forum:Global Governance Decline or Maturation of an Academic Concept",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2,No.4,December 2010,p.700.
[4]秦亞青：《全球治理失靈與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4期；World Economic Forum,Global Risks 2013(Eighth Edition),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Risks_Report_2013.pdf。
[5]林躍勤、周文主編：《新興經濟體藍皮書：金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8—13頁。
[6][英]蘇珊·斯特蘭奇：《權力流散：世界經濟中的國家與非國家權威》，肖宏宇、耿協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6頁。
[7][美]約瑟夫·奈：《權力大未來》，王吉美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ⅩⅪ頁。
[8]Fareed Zakaria,"The Rise of the Rest",Newsweek,May 12,2008.
[9]Joseph Nye,"Global Power Shifts in the
21st Century,July 1,2010,http://www.sweetspeeches.com/s/699-joseph-nye-global-power-shifts#ixzz24v3IVoph.
[10]Richard 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What Will Follow U.S.Dominance",Foreign Affairs,Vol.87,No.3,May/June 2008,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3397/richard-n-haass/the-age-of-nonpolarity.
[11]Seott Horton,"Every Nation for Itself:Six Questions for Ian Bremmer",Harpers,May 2012,http://harpers.org/archive/2012/05/hbc-90008577.
[12]石建勛：《可喜的一步：世行投票權改革》，《人民日報》(海外版)，2010年4月27日，第1版。
[13][英]安東尼·D.史密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和民族主義》，龔維斌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22頁。
[14]華桂宏：《美國的貿易政策與WTO規則：關系與啟示》，《市場周刊(財經論壇)》，2003年第4期，第1—2頁。
[15][德]克勞斯·丁沃斯、[荷]菲利普·帕特伯格：《如何“全球”與為何“治理”？全球治理概念的盲點與矛盾》，《國外理論動態》，2013年第1期，第30—31頁。
[16]Kal Raustiala and David G.Victor,"Regime Complex for Plant Genetic Resourc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2,Spring 2004,p.279.
[17][美]羅伯特·基歐漢、戴維·維克托：《氣候變化的制度叢結》，《國外理論動態》，2013年第2期，第100頁。
[18]Kenneth W.Abbott,"The Transnational Regime Complex for Climate Change",Working Paper,April 2011,http://mediacigionline.org/geoeng/2010%20-%20Abbott%20-%20The%20Transnational%20Regime%20Complex%20for%20Climate%20Change.pdf.
[19]莊貴陽、朱仙麗、趙行姝：《全球環境與氣候治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183頁。
[20][英]戴維·赫爾德、凱文·揚：《有效全球治理的原則》，《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第6頁。
[21]王明國：《國際制度復雜性與東亞一體化進程》，《當代亞太》，2013年第1期，第4—5頁。
[22]李巍：《東亞經濟地區主義的終結？——制度過剩與經濟整合的困境》，《當代亞太》，2011年第4期，第7頁。
[23]李慎明、張宇燕主編：《國際形勢黃皮書：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1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324—326頁。
[24]何奇松：《太空安全問題論略》，《軍事歷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42頁。
[25]David Luban,"Fairness to Rightness:Jurisdiction,Legality,and the Legitmacy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in Samantha Besson and John Tasioulas,eds.,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26][美]艾倫·布坎南、羅伯特·基歐漢：《全球治理機制的合法性》，《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第36頁。
[27]張燕生：《世界經濟治理機制進入變革期，積極推動和參與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變革》，《人民日報》，2011年1月5日，第7版。
[28]秦亞青：《全球治理失靈與秩序理念的重建》，第13—17頁。
[29]Robert Skidelsky,"After the Crash:The Future of Globalisation",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54,No.3,June/July 2012,p.9.
[30][法]雅克·阿塔利：《建立全球政府的十個方向》，第二屆全球智庫峰會會刊，2011年6月，第21頁。
[31][美]伊恩·布雷默：《零國集團時代——誰是新世界格局中的贏家和輸家？》，孫建中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年，第4頁。
[32][美]約瑟夫·奈：《權力大未來》，第297—298頁。
[33]Brad Glosserman,Peter Walkenhorst and Ting Xu,"Creating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April 25,2012,http://thediplomat.com/new-leaders-forum/2012/04/25/creating-a-new-international-order.
[34]任劍濤：《在一致與歧見之間——全球治理的價值共識問題》，《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第5頁。
[35][德]伊曼努爾·康德：《永久和平論》，何兆武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2頁。
[36]同上書，第56頁。
[37]Robert Skidelsky,"After the Crash:The Future of Globalisation",p.10.
[38]Charles A.Kupchan,"Americas Place in the New World",April 7,2012,http://www.nytimes.com/2012/04/08/opinion/sunday/americas-place-in-the-new-world.html?pagewanted=all.
[39]Raffaele Marchetti,"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Global Governance,in Alvaro de Vasconcelos,ed.,Global Governance:Building on the Civil Society Agenda,EU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2011,pp.15—30,http://www.iss.europa.eu/uploads/media/Global-Governance-Building_on_the-civil_society_agenda.pdf.
[40]Oran R.Young,et al.,Institutional Interplay:Biosafety and Trade,New York: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8,pp.3—4.
[41]Robert Skidelsky,"After the Crash:The Future of Globalisation",p.19.
[42][美]羅伯特·基歐漢、戴維·維克托：《氣候變化的制度叢結》，第11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