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　王國剛

　　人民幣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改革是中國利率體系改革的攻堅之戰。這一改革的難點，一方面在于改革中國金融體系非市場化特點，改變由存貸款金融機構通過存貸款機制集中配置大部分（乃至絕大部分）金融資源的狀況，歸還居民部門和廠商部門的金融權力；另一方面，建立間接調控為主的貨幣政策調控體系。但在人行運用資產調控貨幣和金融的能力嚴重降低的條件下，要建立一個貨幣政策調控下的市場利率體系近乎不可能。存貸款金融機構的預算約束硬化并非只是財務概念，還取決于市場格局，但在保持賣方壟斷的條件下，存貸款金融機構要真正到達硬約束近乎不可能；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改革應得到充分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的全力支持，但在他們缺乏賣方選擇權的條件下，這一改革很難不嚴重影響到他們的權益。要克服這些難點，需要調整人行所持有的外匯資產數額來完善資產結構，以提高人行貨幣政策的間接調控能力；通過加大公司債券等存貸款替代品的發行規模，運用市場力量強化存貸款金融機構的預算約束硬度；加大金融產品創新力度，為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提供變“存款”為“金融投資”過程中的可選擇金融產品。

　　中國金融體系中資源配置格局調整

　　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難點，首先是由中國金融體系特點所決定的。在中國金融體系中，與其他各種金融產品相比，不論是數額還是比重，存貸款在體量上都占主體地位，存貸款金融機構成為經濟運行中的資金配置主渠道。這不僅決定了存貸款數量變動資產配置等影響力度和對其他金融產品的影響力度，決定了存貸款變化對貨幣數量從而貨幣政策的影響力度，而且決定了存貸款金融機構的經營運作對整個金融體系和國民經濟運行的影響力度。與此相比，實體經濟部門和金融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則處于弱勢地位。

　　從2001-2013年的13年間存貸款余額在金融機構資產中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第一，雖然各項存款占資金來源的比重在13年間呈下降趨勢（從2001年的93.54%降低到2013年的88.86%），但依然是金融機構經營運作資金的最主要來源。與2001年相比，2013年各項存款增加了6.65倍。第二，雖然各項貸款占資金運用的比重在13年間也呈下降趨勢（從2001年的73.15%降低到2013年的61.12%），但依然是金融機構集中資金的最主要路徑。與2001年相比，2013年各項貸款增加了5.4倍。第三，吸收存款、發放貸款是金融機構展開經營運作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業務活動，因此，存貸款數量的變化直接影響著存貸款金融機構的經營狀況及其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力度。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就在強調要大力發展直接金融，改變間接金融為主的金融格局。但一方面諸如國債、央行債券等非存貸款類債權性金融產品的每項余額均遠低于“各類存款余額”或“各類貸款余額”，即便是這些非存貸款類金融產品的余額總量在2013年底也僅為249004億元，占“各類存款余額”的23.86%和占“各類貸款余額”的34.63%。因此，在債權類金融產品中存貸款余額所占比重居于不容置疑的主體地位（即便再加上每年的股票發行融資額和證券投資基金等融資額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格局），間接金融的格局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另一方面，即便是這些債權類金融產品，也主要由存貸款金融機構運用從實體經濟部門吸收的存款資金進行購買，因此，只是存貸款的補充品，不是存貸款的替代品，基本屬于間接金融范疇。各類經濟主體（居民部門、廠商部門和政府部門等）消費結余資金和運作結余資金的主要使用方式是“存款”，同時，從金融體系中獲得資金的主要方式是“貸款”，因此，在中國金融體系中，存貸款是資金集中和資金配置的主要機制，存貸款金融機構則是資金集中和資金配置的直接主體。

　　以存貸款為主體的金融格局直接影響著貨幣數量和貨幣政策的操作。2001-2013年的13年間，各項存款占M2的比重長期在90%以上，并且有著繼續提高的趨勢（從2001年的93.94%上升到2013年的94.34%）；工商企業活期存款占M1的比重雖變化不大，也長期在60%以上。在各項存款和企業活期存款分別為M2和M1的主體構成部分的條件下，各項存款增長率和企業活期存款增長率也就直接制約著M2增長率和M1增長率。由于各項存款的增減在直接關系上是由各類經濟主體的收入和支出關系決定的，企業活期存款的增減在直接關系上是由實體企業的資金來源狀況和資金使用狀況決定的，它們并不主要由人行發行的貨幣數量制約，所以，在由各項存款為主要構成的貨幣結構中，人行要通過運用貨幣政策工具來直接影響到它們的數量增減也就困難重重。

　　在經濟運行中，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對GDP增長率有著直接且持續增強的影響力度。2000-2012年的13年間，最終消費率從62.3%降低到49.5%，資本形成率則從35.3%上升到47.8%。從2000-2012年的13年間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構成可以看出，來自于“國內貸款”、“自籌資金”和“其他資金”三個科目的資金數額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資金總額的比重高達90%以上，并且有著持續上行的趨勢（從2000年的88.51%上升到2012年的94.05%）。毫無疑問，在“自籌資金”和“其他資金”中有一部分資金屬于投資主體的自有資金（例如，實體企業將營業利潤轉投資、城鄉居民個人開廠辦店或自建房等投資），但從實體企業每年的盈利數額和城鄉居民個人投資數額來看，這兩個科目中的大部分資金還是通過各種方式來源于存貸款金融機構的貸款。因此，存貸款金融機構的貸款運作狀況是影響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狀況和GDP增長率的主要因素。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存貸款的主體性地位表明了，在中國金融體系運行中存貸款金融機構占據著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地位，由此，提出了一個問題：在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金融資源配置究竟應由存貸款金融機構決定還是由金融市場決定？價格是資源配置的基本機制。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改革，不僅要求改變存貸款利率的形成機制（即從行政機制調控存貸款利率水平轉變為由市場機制界定存貸款利率），而且要求調整非市場化的金融體系，改變由存貸款金融機構通過存貸款機制集中配置大部分（乃至絕大部分）金融資源的狀況，歸還居民部門和廠商部門的金融權力，充分發揮金融市場在形成各種債權性金融產品利率體系和配置金融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這必將引致實體經濟部門和金融部門中各種各樣的深刻調整和連鎖反應及上述狀況的實質性改變，是一場有著決定性意義的攻堅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