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三大難點

　　1992年中國邁出了建設市場經濟新體制的步伐。在此背景下，展開了利率市場化改革，但迄今，作為利率體系主體部分的存貸款利率市場化依然舉步維艱。一方面原因在于，存貸款利率的改革有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應，因此，需要審慎出戰；另一方面原因在于，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改革所需要的各種相關條件并未有效形成。這些條件的不具備，是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又一難點。其中至少包括：

　　第一，人行運用資產調控貨幣和金融的能力嚴重降低。在存貸款利率由市場機制決定的條件下，人行不應再繼續運用行政機制直接管控存貸款基準利率和新增貸款規模，但從金融運行和經濟運行的穩定要求出發，存貸款利率又不應在“完全自由放任”的金融市場環境中形成。解決這一難題的關鍵是，人行擁有充分可調控的資產并通過運用這些資產來影響存貸款金融機構可使用資金數量和各種金融產品的價格走勢，從而，可以通過運作這些資產來有效影響存貸款市場利率并由此進一步影響經濟運行走勢，實現貨幣政策的預期目標。

　　但人行的資產大量被“外匯”所占用。2003-2013年的11年間，人行總資產增長了4.12倍，同期，“外匯”增長了7.56倍，由此引致“外匯”占資產的比重從48.12%快速上升到83.29%。這意味著，人行的絕大多數資產放于海外配置，可用于在中國境內配置的資產不足17%（并且隨著“外匯”資產的繼續增加，人行可用于中國境內配置的資產比重還在繼續降低）。其次，“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對其他金融性公司債權”和“對非金融性公司債權”等3項的數額，在2003-2013的11年間，雖然從19445.01億元增加到22080.25億元，但所增加的數額甚少。與2001年相比，2013年金融機構人民幣資金來源從153539.78億元增加到1174666.17億元（增長了6.65倍）、各項存款余額從143617.17億元增加到1043846.86億元（增長了6.27倍），但人行對這些金融機構的債權數額增加量僅為2635.24億元。這表明了，人行已嚴重缺乏可調控資產，與此對應，對存貸款金融機構進行調控的能力已嚴重減弱。最后，“其他資產”是人行直接可用的資金。其數額在2002-2005年間呈增加趨勢，但此后卻呈減少趨勢，從2005年的11459.57億元減少到2013年的7652.04億元，占人行總資產的比重從2002年的10.30%降低到2013年的2.41%，占這些金融機構人民幣資金來源的比重從2003年的3.78%降低到2013年的0.65%。這決定人行經常性可靈活運用的資產，除了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對存貸款金融機構資金流動性狀況進行微調外，已難有實質性影響力了。

　　在可用于調控的資產不足而調控職能又不能因此而減弱的背景下，2004年以后，在貨幣政策調控中，人行只能屢屢動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存貸款基準利率和對新增貸款規模的行政管控等政策措施。其中，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所獲得的資金又通過集中用于對沖外匯占款而回流到存貸款金融機構，它雖有利于避免因對沖外匯占款而大量發行人民幣引致的通脹，但在調控這些金融機構可運作資金方面并無多大效應。提高存貸款利率雖有著“提高利率收緊銀根”的政策意向，但它面對的不是人行利率和人行資產，所以，非但沒有緊縮效應，反而有著擴張貸款的效應，難以達到人行的調控目標。由于這些政策工具難以達到調控的目標，為了有效調控經濟金融運行中的資金數量和貸款增長率，人行只得選擇對新增貸款規模實行行政管控的非貨幣政策措施。

　　由此，人行實際上面對著兩難選擇：一方面在存貸款利率市場化背景下，繼續運用行政機制直接決定存貸款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基準利率和管控這些金融機構的新增貸款規模，明顯違背由市場機制形成存貸款市場利率的要求；另一方面，在缺乏足夠可用于調控的資產數量條件下，又缺乏運用央行利率調控銀根松緊的能力，極容易使市場化的存貸款利率和其他利率的走勢處于失控狀態，給經濟和金融運行帶來嚴重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顯然，在人行可控資產數量足以滿足貨幣政策調控需要這一條件未形成的條件下，要實現存貸款利率市場化目標比較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