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　葉朗

?【摘要】 在歷史上,當中華文明處于強盛時期時,具有一種開放性和偉大的包容性。唐太宗開啟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時期的貿易大港泉州的歷史就是很有說服力的例證。這種開放性和包容性,植根于中國傳統的"和"的哲學和"生"的哲學。中國人(從孔子開始)是通過學習他人和迎接朋友來提升自己。中國人追求的是展示自己的文化的魅力。中國人對于學習外來的異質文化從來有很高的熱情。

【關鍵詞】 中華文明； 開放性； 包容性； 唐太宗； 泉州； 和； 生；

　　一

　　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一些地方出現了一種“中國威脅論”。這種“中國威脅論”和“文明沖突論”糾結在一起，向世界傳播一種觀念：不同文明之間必然發生沖突，一種處于強盛時期的文明必然殖民、擴張、稱霸，輸出自己的文化，用自己的文化來消滅、代替異己的文化。如亨廷頓說：“文化幾乎總是追隨著權力。歷史上，一個文明權力的擴張通常是同時伴隨著其文化的繁榮，而這一文明幾乎總是運用它的這種權力向其他社會推行其價值觀、實踐和體制?！卑凑者@種觀念，中國的崛起意味著西方國家的利益和安全受到了潛在的威脅。

　　這種“中國威脅論”起源于西方人對非西方文明的誤解，其原因既有現實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思維方式上的隔膜。西方人根據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來解釋歷史、文化、思維方式不同的人的行為。他們把中國的變革和發展納入到西方曾經經歷過的“發展階段”中去，以此論證中國崛起后必然像他們自己過去那樣殖民、擴張和稱霸。他們的思維方式是用一種普遍主義來理解“文明”，認為人類文明只可能有一條發展道路，也就是他們已經走過的道路。

　　但是，人類文明并不是只有一種模式，也不是只有一條發展道路。中國歷史表明，當中華文明處于強盛時期時，它具有一種開放性和偉大的包容性。它對于外來文明，不是拒絕、沖突，而是尊重、吸納、包容，求同存異，和諧相處。唐太宗開啟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時期的貿易大港泉州的歷史就是很有說服力的例證。

　　二

　　唐太宗開啟的大唐盛世在文化上顯示出一種開放和包容的態勢，當時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呈現出多元文化的五彩繽紛的景象。

　　在藝術領域，隋朝的九部樂到唐朝增為十部樂。九部樂、十部樂不僅包含漢族樂舞和新疆地區少數民族的樂舞，而且包含印度、緬甸、柬埔寨等許多外國樂舞。對外來音樂的喜愛從宮廷、貴族傳到城市居民各個階層，所謂“洛陽家家學胡樂”，成了一種時尚。五弦琵琶、箜篌、篳篥、橫笛、羯鼓等外來樂器也大為普及。傳為唐玄宗游月宮回來創作的《霓裳羽衣曲》，其實是來自西涼的《婆羅門曲》，經唐玄宗改編而成，因此應該看作是漢樂和胡樂融合而成的一項藝術成果。

　　和“胡樂”相伴的是“胡舞”，其中最有名的是胡旋舞( 來自康國 ) 、胡騰舞和柘枝舞( 來自石國 ) 。白居易和唐代許多詩人都描繪過胡旋舞。當時在宮廷中經常表演“胡樂”和“胡舞”。據記載，舞蹈家謝阿蠻進宮表演胡舞時，“寧王吹玉笛，上( 李隆基)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篳篥，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板。自旦至午，歡洽異?！?。伴奏的這些樂器多數是外來的胡樂器，而演奏者都是當時最高水平的音樂家。唐玄宗李隆基吹奏玉笛和敲擊羯鼓都達到極高水平。當時的重臣宋璟也善羯鼓。他演奏時，“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充分發揮了羯鼓作為“八音之領袖”(李隆基語) 的功能。

　　大唐帝國這種開放、包容的文化環境吸引了許多國外藝術家來華，其中包括非常杰出的畫家、歌唱家、舞蹈家和樂器演奏家。如唐初來華的天竺僧曇摩拙叉、康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 人康薩陀、獅子國( 今斯里蘭卡) 人金剛三藏等人，都是擅長畫佛畫的畫家；唐末來華的竺元標是天竺畫家。還有許多來自中亞地區的歌唱家、舞蹈家和樂器演奏家，如唐高祖時被封為散騎常侍的舞胡安叱奴、玄宗時被封為國公的優伶安金藏，都是安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 人； 中唐時著名的歌唱家米嘉榮、米和父子都是米國( 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 人； 琵琶高手康昆侖是康國人；琵琶世家曹保和他的兒子(曹善才) 、孫子( 曹綱) 是曹國( 今塔吉克斯坦) 人。

　　在宗教領域，唐王朝也采取開放的、包容的政策。從兩漢之際開始傳入中國的佛教，到了唐代已融入中國的文化與社會。玄奘大師貞觀元年赴印度取經，前后一十九年，于貞觀十九年(645) 回長安，帶回了佛教經、律、論各類經典657部。唐太宗非常高興地接見他，請他在弘福寺翻譯梵文經卷，還讓宰相房玄齡、許敬宗挑選五十多位學識淵博的佛教徒幫他翻譯。玄奘本人翻譯的佛經有75 部， 1335卷。玄奘之后，有義凈從海路經蘇門答臘等地赴印度取經，從671 年到695 年，前后25 年，帶回梵本經律論近400部。女皇武則天親自到上東門外迎接，極其隆重。義凈主持的譯場前后16 年，共譯經56 部，230 卷。參譯者共83人，其中有13 位外國人，還有32位官員。官員中有11 位宰相( 含“同中書門下三品”)，如尚書左仆射韋巨源、蘇瑰、行太子少師唐休璟、太子少保兼揚州大都督韋溫等人充任“監譯”，守兵部尚書韋嗣立、守中書侍郎趙彥昭充任“翻經學士”。如此大規模和高規格的翻譯隊伍，在世界范圍也屬罕見。僅此一端，即可充分顯示出大唐帝國吸收、包容外來文化的廣闊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