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唐太宗開啟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時期泉州的歷史說明，中華文明在強盛時期，對于外來文化，確有一種開放性和偉大的包容性。對于外來的異質的文化，一方面接納它們，包容它們，尊重它們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把外來異質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因素吸收、融合進來，充實、豐富我們自己民族的文化。用費孝通先生的話概括，這種對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態度，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中華文明的這種開放性和偉大包容性植根于中國文化的深層哲學和信念，就是“物一無文”“和而不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哲學和信念。“同”就是“一”，也就是絕對的同一，排斥異質的文化因素和文化成分。

　　在中國哲學看來，“同”就不可能有生命，不可能有創造，不可能有發展。“和”則是不同文化成分、因素相互之間的和諧共處。“和”，要求容納別人，諒解別人，進一步還要欣賞別人，也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所以“和”就意味著包容，意味著開放。中國人把自己的文明理解為一個包含有多種因素，可以不斷生發出新的意義和創造出新的價值的復雜系統，所以不會對新加入的因素抱有恐懼和敵視的態度。正因為如此，中華文明才能夠在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保持自己的生機和活力。

　　歷史上中華文明處于強盛時期的這種開放性和偉大包容性，為我們觀察和思考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個不同于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新的眼光、新的思維框架。就是說，不同文明之間，不是必然互相仇視，互相沖突，而是有另外一種可能，可以和平共存，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

　　亨廷頓用西方傳統哲學的觀念，把文明看成一種“實體”。 “實體”第一位的屬性是廣延，要劃清自己和他人的“邊界”，所以一種文明與另一種文明的界限(即“我們”和“各種他們”的區別)是最重要、最真實的。出于這種觀念，一些西方人所追求的文化的發展，就是用自己的文明占領全球的殖民愿望，追求建立“日不落”的帝國。亨廷頓認為，一種文明和一個人一樣，要自我認識、自我確證，就需要樹立一個與自己對立的“他者”。亨廷頓說，“憎恨是人之常情，為了確定自我和找到發展的動力，人們需要敵人”，“除非我們憎恨非我族類，我們便不可能愛我族類”。這種觀念的實質是用造就敵人來尋求自己的定位和發展的動力。按照這種觀念，愛我的文明，就必須憎恨非我的文明，“美人之美”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國人不是這樣。《論語》一開頭就寫著孔子的教導：“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就發展自我、賦予新意義而言，中國人把“學”放在最顯眼的位置上。這表明，在中國人看來，通過學習來打開視野，提升自我，這就是最美好的事，用不著非得找個敵人踩在腳下才高興。玄奘和義凈先后赴印度取經，一個19年，一個25年，表明中國人對于學習異質的文化有多么高的熱情。明朝士人李之藻主張對外來的基督教采取包容的態度，理由就是可以“藉異己之物，以激發本來之真性”。這都說明在中國人看來，外來的文化因素有助于本土文化的發展。孔子的第二句話表明，中國人向來把來自遠方的人先當作可尊敬的朋友看待，并且真誠地相信他們身上必有值得學習、借鑒的地方。亨廷頓的觀念是用造就敵人來尋求自己的定位和發展的動力，中國人則是通過學習他人和迎接朋友來提升自己。中國人追求的是展示自己的文化的魅力，所以中國人的理想不是“日不落”，而是“近悅遠來”(悅近鄰，來遠人)。亨廷頓強調文明的“沖突”，中國人追求的是文明的和諧共處與和諧交流。這種和諧共處與和諧交流的局面，在大唐盛世出現了，在宋元時期的泉州城也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