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貞觀十二年( 638)七月為景教下了一道詔書，其中有句話最能體現中國的哲學精神，這句話就是“道無常名，圣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眾生”。“道”在中國人觀念中是宇宙的本體和生命，但是這個道并不只有單一的體現，它可以體現為不同的文化。怎么才算是體現“道”呢？那就是唐太宗說的“密濟眾生”。外來的文化，只要有利于民生福利、人倫風化與社會安定，就是“道”的體現，就應該得到容納，也就是唐太宗詔書中說的：“濟物利人，宜行天下”。

　　其實唐太宗的這種主張，正是中國文化的傳統的觀念。《易傳》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觀念中，人的生命和宇宙的創化高于一切。中國文化看重人的生活世界，關注現實人生的價值甚于精神領域里的抽象理念。正因為如此，所以對于一種外來文化、宗教的認可與否，主要取決于它是否有益于老百姓的民生福利，以及它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即它的倫理內容)，至于對它的抽象理念包括它的教義、戒律等則并不苛求它與自己絕對相同。也就是說，中華文明對外來文化認同的著眼點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是否有益于老百姓的民生福利和社會的和諧安定。這種著眼點，正蘊含著一種文化上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這種生活世界的“認同”( 民生認同、人倫認同) 顯然比理念世界的“認同”( 教義認同、思想體系認同)具有更大的包容度，也具有更實在的基礎。因為不論在哪種文化中，也不論在哪個時代，人都有生老病死，人都要為維持生計和繁衍后代而操勞，整個社會也都要維持一套必要的規范和秩序，都要提倡呵護后代、對人友善、對自然敬畏以及敬父母、重家庭、守法律、講信用等等，也都不能允許殺人和偷盜搶掠。人類在最基礎的生活層面的一致以及在最基本的倫理道德層面的相通，是不同文明之間可以溝通、交流和諒解的最可靠的保證。這種溝通和諒解就是生活世界的“認同”。理念世界的“認同”是絕對的同一，而生活世界的“認同”則是“和而不同”、“求同存異”。正因為中國人的觀念是“和而不同”，所以在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歐洲中世紀那種用殘酷的火刑迫害異端的宗教法庭，也沒有出現過歐洲那種大規模的宗教戰爭。聶斯脫利派被他們自己的教會判為“異端”，摩尼教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受到迫害，但在大唐帝國都得到接納，聶斯脫利派還得到唐太宗的極高規格的接待。也正因為中國人的觀念是“和而不同”，所以當時泉州一些官員和老百姓自己并不信奉伊斯蘭教，但卻出錢幫助修繕清真寺。這種觀念，這種善意，西方人似乎很難理解。1326 年，泉州主教、意大利人安德魯給家鄉神父的一封信中說：“在此大帝國境內，天下各國人民、各種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蓋彼等以為凡為宗教，皆可救護人民。然此觀念實為誤謬。”當時泉州人的觀念是認為凡是宗教，只要有助于民生福利、人倫風化，就應該得到寬容和自由( 前面說的那位猶太商人的游記中也提到泉州人的信仰自由的觀念)，而這位安德魯神父則指責中國人這種觀念是錯誤的。也就是說，這位西方基督教神父在宗教信仰問題上是不開放、不寬容的，他對異己的宗教、文化是絕對排斥的。對比一下唐太宗的寬廣的胸襟和氣度，對比一下當年泉州人的信仰自由的觀念，可以看出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觀念。但是亨廷頓卻把西方文化這種憎恨異己的不寬容的精神加以普遍化、絕對化了。

　　總之，中國的歷史表明，世界不同文明之間并非只有互相沖突這一種選擇。“文明沖突論”不適用于中華文明的過去，也不適用于中華文明和平發展的未來。中華文明信奉“和而不同”、“和實生物”的哲學。中華文明具有一種開放性和偉大的包容性。中華文明提倡包容他人，學習他人并樂于更新自我，所以能夠尊重外來人所看重的不同的價值、信仰、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從“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這種“和”的哲學和開放、包容的精神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強大生命力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