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周其仁

　　城鄉之間一旦筑起制度壁壘，要打開就不那么容易了。千難萬難，中國改革的重頭戲之一，是打開城鄉間的市場之門。基本經驗是：底層因勢而“拱”，上層順勢而開。結合起來，開城鄉之門的活劇精彩絕倫，值得回味，好給當下尚在繼續推進的城鄉變革，平添一份力量。

　　要說一說開啟的第一道大門，是農副產品的市場之門。回想國家工業化時期，農副產品源源不斷供應城市，走的不是市場路線，而是靠“統購統銷”——政府橫在城鄉之間，在農村以指令統購農業產品，又在城鎮按計劃統銷口糧副食。幾億人口的大國，單這么一件工作，就沉重到把國家的經濟機器壓得喘不過氣來。

　　出發點是推進國家工業化。近代以降的經驗，輕工業可民辦，投資少、見效快，一面生產、一面積累。重工業比較難，一次性投資大，回收周期長，本錢不厚干不了。軍工更難，需要重工業再加市場上也得不到的關鍵技術。中國當時的抉擇，國際上一邊倒，資本、技術皆靠蘇聯。無奈老大哥給予的資本支持有限，不過幾億美元之譜，還是債，后來要還的。中國工業化的資本積累，主要還是靠自己。整體看，蘇聯對中國工業化之最大支援，是體制方面“蘇聯模式”之輸出。

　　工農、城鄉關系方面，斯大林的一項發明是“剪刀差”。簡單講，就是國家壓價收購農產品，又加價把工業品賣給農民。這一壓一加，“剪”出一筆差價，為農業國工業化積累資本。毛主席曾批評蘇聯“把農民挖得很苦”，但實際上中國的“統購統銷”，基本上還是蘇聯模式。搞剪刀差的關鍵，是把農副產品在城鄉之間的市場之門關上，國家把住流通的關口，統一以計劃價格收購農副產品，又統一在城市分配農副產品，同時還分配工業品下鄉。

　　這里可看到“計劃經濟”的要害，不是算算賬、以預測做經濟計劃。“計劃經濟”是一套權利設置，比如在統購統銷制下，農民無權自由賣農產品，工廠無權自由賣工業品，城鎮居民也無權自由買農副產品。這些自由行事之權，一概收歸國家，由政府決定購量、購價、銷量、銷價。定下了權利制度安排，也就定下了經濟的運行機制。前蘇聯和統購統銷時期的中國，農業一直短腿，農民一直窮，病灶就是以指令代市場。結果可想而知，資源集中于城市與工業，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窮，工業產出賣給誰去？

　　教訓是價格機制不可欺。要低價拿農副產品，農民的生產意愿不可能高。“組織起來”壓農民的價，下計劃指令的信息成本又不可能低。城鄉之間靠指令計劃把門，地不能盡其力，人不能盡其才，貨不能暢其流。1977年鄧小平講當時的中國經濟，有一句“八億人搞飯吃，結果飯還不夠吃”——那絕不是一種自然現象。

　　把這道大門拱開的，首先是底層那些“不認命分子”。城鄉都有的，在那個年代還要被戴上一頂頂帽子，無非“小自由”、“倒買倒賣”、“投機倒把”、“自發資本主義勢力”之類。其實就是在計劃統購之外，多產些農副產品，在時不時冒出來的“黑市”里，賣給城鎮居民。供需雙方愿打愿挨，又無害他人與社會，非“割尾巴”才算罷休，那年頭是沒地方講理去的。

　　到了上層也覺得需要變法圖治之時，那就進入改革時代了。“搞活”是非常中國式的話語，別無他意，就是要拱開那關得死死的城鄉大門。但也不接受城門突然洞開，因為計劃維系的國民經濟繼續運行，特別是低價農產品與國有工業低工資相配套，后者未除、放開前者，行不通也。1988年鄧公決心“價格闖關”，終究沒有闖得過去，除開貨幣因素之外，解不開計劃農產與計劃工資的死扣，當是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