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部 沈雅梅

　　近日，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在《金融時報》發表題為《誰在威脅美國核心利益？》的文章，再次奏響了美國外交尋找敵人的“主旋律”。文章呼吁，奧巴馬政府應當認清本國最強大的勁敵所在，避免被恐怖主義這一無足輕重的威脅來源轉移視線；由于俄羅斯和中國是對世界秩序的兩大挑戰，且中國的戰略意圖是“成為東亞的主宰力量，把美國從中國自己劃定的勢力范圍趕出去”，因此，美國必須在這方面提出長期應對戰略。

　　福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思辨者。他曾因蘇東劇變時提出“歷史終結論”而名聲大噪，一度令美國在全球推行自由民主的沖動強大到幾乎為所欲為的程度，而經過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他主動修正了此前的觀點，提出了“歷史的未來”新論，重新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進行反思和定位。福山也曾是小布什政府時期主流意識形態——新保守主義思潮的骨干力量，面對美國深陷伊拉克、阿富汗戰爭泥潭的局面，經過反思和轉向，發起了與新保守主義大本營的公開論戰并宣稱與之決裂，由此掀開新保守派分裂的序幕。福山基于現實不斷調整自己學說的智慧和勇氣誠然可嘉，但從政策影響來看，客觀上已經導致他所效力的美國政府走了不少彎路，對與美國交往的其他國家也起到了具有相當危險的誤導和干擾作用。

　　福山這次發文，其背景是當前美國遭遇的挑戰和問題似乎無處不在，既包括世界經濟波折、革命席卷中東、自然災害頻發、武器擴散加劇等大規模全球失序問題，也涵蓋新興經濟體加速崛起、美國力量收縮及其帶來的挑戰國與霸權國“安全困境”難題等。前不久，奧巴馬在西點軍校發表演講時，把“保護國人生活方式、捍衛國土安全、確保盟國生存安全”列為生死攸關的核心利益。然而，對照此清單看，中國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沒有對美國的核心利益構成威脅：一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源于內生動力，不靠以鄰為壑，不搞殖民擴張，沒有威脅美式生活方式；二是中國拒走“國強必霸”老路，無意挑戰美國，更遑論危及其國土安全；三是中國外交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拿任何國家的生存安全做文章。相反，倒是中國周邊不斷有個別美國盟友利用主權爭端等問題挑釁中方的正當、合法權益，以至于中美均有被這些國家“綁架”的危險，美國的核心利益反倒有可能被這些所謂的盟國損害。

　　也許，無論中國怎樣聲明自己的立場，怎樣落實和平發展的行動，都不能打消美國作為世界霸主對“衰落”的異常敏感。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美國一方面以自信的姿態屹立在“山巔”，認定世界任何一地出了問題都會期待它出手相助，還沉浸在“舍我其誰”的自我臆想中；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斷發現它心思焦慮、行動彷徨，進則怕拉長“帝國戰線”，退則憂釋放“軟弱”信號，唯恐霸權受到減損。美國習慣于生活在一個由敵人和對手組成的邏輯世界中，由此樹立的危機意識和對立意識，是美國處理國際問題的慣性思維。歷史表明，美國在建國之初就曾因厭惡“舊世界”歐洲的軍事政治、畏懼承擔外交義務而奉行孤立主義；羽翼漸豐后轉行干預主義，固然有為拓展市場保駕護航的主動需求，卻也包含了對自身在占有世界資源方面落后于歐洲列強的擔憂；及至躍升為世界霸主后，美國仍帶有強烈的危機意識，臆想外部威脅叢生，竭力阻止任何一個可能威脅其絕對優勢地位的國家或者國家聯盟的出現。

　　對于美國來說，即使真正的敵人不存在，它也會假想和制造“可能的”敵人，以滿足“現實的”戰略需要。這個時候，敵人是否為真就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提供一個“靶子”，便于美國以“拯救者”面貌示人，強化自身話語權，激發民眾斗志，黏合同盟體系，為內外政策找到合法性依據。因此，美國把中國納入美國的“勁敵”序列，究竟是出于核心利益，還是霸權心態和陳舊思維？恐怕后者所占成分居多。福山指出，“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未來幾年很可能會超過美國”。他試圖再度為美國敲響警鐘，實際上是把中國的發展曲解為對美國全球資本擴張的一道阻力，及對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一股挑戰。殊不知，在全球化時代，中美相互依存前所未有；用對立性思維指導政治實踐，必將與多元世界形成矛盾，終非解決問題之道。

　　其實，美國能否捍衛核心利益，最大的敵人是它自己。從民生看，美國經濟仍在經歷從金融化重回實體化的轉型，但貧富分化、社會暴力等國內失調問題突出，“美國夢”有所褪色。從民主看，金錢與政治緊密聯姻，特殊利益集團過度膨脹，極化政治阻礙改革，國家行為能力在下降。從民意看，新孤立主義思潮泛起、國安局監聽丑聞等揭示出民意與政府之間進一步加深的鴻溝。從外交看，如果美國把擔當世界領袖也視為一項生死攸關的核心利益，那么，正如另一位美國學者斯蒂芬·沃爾特所說，“美國既非強大，也非聰明到可以在國際上無所顧忌”。敘利亞內戰、克里米亞危機、伊拉克重燃戰火等一系列事件均向美國表明，它缺的不是敵人，而是一個既有領導力也有克制力的戰略構想。福山所言，與其南轅北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