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針對性其實就是改革的著力處

　　盡管今日中國的改革是全面改革，但全面改革不等于四面出擊，不是平均用力，而是要在根本性問題上、在關鍵性問題上取得突破，找準著力處牽一發(fā)而動全身。那么改革的著力處何在呢？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國社會形成了與既有社會全然不同的一種新的利益格局，整個中國社會的民眾都在這一利益格局中獲得了改革前想都不敢想、想都想不到的收益。但是不同社會群體在這一利益格局中所獲得的利益份額差別是比較大的，這一差別已經遠遠超過了市場競爭和社會勞動所導致的正常差別，因為有一些獲得超額利益份額的群體其獲益的手段不是正當的市場競爭和誠實勞動，而是利用改革中制度的不完備鉆空子、闖紅燈暴富。盡管這樣的利益格局既不公平又不正義，也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于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則，但是利益格局一旦形成就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加之獲得利益多的群體也會想方設法維持這一對他們有利的利益格局，于是一道道看得見看不見的利益藩籬就會潛滋暗長，越來越堅硬、越來越固化。

　　可是，不公平不正義的利益格局不僅不可能為進一步的改革注入活力與動力，還會成為經濟衰退、社會動蕩、矛盾激發(fā)的導火索與爆發(fā)點。所以，改革聚焦聚在何處？著眼于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改革聚神聚在何處？要注意研究打破利益固化藩籬的路徑與策略：改革聚力聚在何處？找準利益固化藩籬的命門，打蛇要打七寸。

　　可能有的人會說，把利益固化藩籬當作改革需要針對的著力處，好像與大家約定俗成的看法不一致。一般來說，改革的針對性大而言之是不科學、不合理、不合時宜的制度體制，鄧小平的名言“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就是對這一判斷最有力的支持；小而言之是經濟社會發(fā)展中必須面對的緊迫問題，比如如何通過改革保持經濟平穩(wěn)發(fā)展不衰退，如何通過改革促進社會和諧穩(wěn)定不動蕩，如何通過改革實現政黨先進優(yōu)秀不腐敗等等，如果經濟衰退、社會動蕩、政治腐敗，那么連改革的基礎與前提都沒有了還改什么。現在把這些都歸結為一個利益固化藩籬，是不是有些過于簡單化與偏執(zhí)？此言差矣。

　　改革說到底是利益的調整，制度究其根本是利益的體現。制度不合理是因為利益分配不公正，制度沒效率背后還是利益分配不科學。不從利益處著力，好制度也會變異，壞制度則會招搖撞騙。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不能不說是一種好的制度構想，可這些年來在實踐中有時卻成為一些群體權錢交易的平臺與護身符。為什么會這樣？背后已經固化了的利益藩籬在推波助瀾。如果不打掉背后的利益藩籬，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一些既有利益群體心中更是一個千萬別去完成的任務。再比如，從去年以來我們在保持經濟平穩(wěn)發(fā)展方面出臺的改革舉措不能說少，可是預期中的轉方式、調結構、穩(wěn)增長等目標實現起來卻很難，甚至有些金融機構還動不動鬧“錢荒”來要挾。為什么？同樣是背后已經固化了的利益藩籬在作亂。一些固化了的利益藩籬已經與傳統的發(fā)展方式、乃至傳統的社會治理方式都緊緊綁在了一起，怎能允許新的發(fā)展方式、新的社會治理方式來攪局。所以，別看深化改革千頭萬緒、推進改革方方面面，但歸總起來就是一件事，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重塑公平正義的利益格局。

　　有些人之所以在這一問題上躲躲閃閃、王顧左右而言他，是因為在守護利益固化藩籬的群體中間，有一部分很可能就是以改革者自居的自己。習近平總書記在作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說明的時候曾講過，改革“障礙往往不是來自體制外而是來自體制內”。這番話既意味深長又振聾發(fā)聵。如果作為改革領導者、推動者、執(zhí)行者的黨員干部不能有一種自我批判的覺悟和意識，有一種自我革新的勇氣和胸懷，向自己開炮，在自己身上動刀子，就很難看清各種利益固化的癥結所在，很難找準突破的方向和著力點，很難拿出創(chuàng)造性的改革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