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這本書最吸引我的還是這兩個人，懷特和凱恩斯。按照書中的講法，布雷頓森林體系是這兩個人的故事。

　　本·斯泰爾：當時的會議上，凱恩斯是最為有名的經濟學家，他劍橋畢業，出身于學術世家。美國媒體對凱恩斯非常著迷，他們對布雷頓會議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凱恩斯身上。他們未必喜歡他的想法，但喜歡凱恩斯發表觀點的方式，而且這些記者對美國代表團沒有太大興趣，反而覺得英國代表團充滿著思想的魔力。

　　而懷特相形之下家境普通，他比凱恩斯小9歲，是立陶宛猶太人移民后代。懷特的父親是五金店店主，在他9歲時就去世，母親在他16歲時去世。懷特在哈佛大學讀到博士，后來去了一個小的學校當老師。懷特是凱恩斯的崇拜者，在談判前，懷特幾乎病倒了，因為他覺得在凱恩斯面前根本沒有底氣。

　　懷特把凱恩斯安置在銀行委員會主任的位置上，不讓凱恩斯染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戰后的金融體系其實是要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建立的，也是凱恩斯強烈反對的。

　　凱恩斯有不同的想法，他當時的設想是建立一個超國家的貨幣，叫“銀行幣”，他設想用這個貨幣來替代美元。大家也許還記得，周小川行長在2009年曾講過，他說布雷頓森林會議當時犯了一個錯，不應該采納懷特的方案，而應該接受凱恩斯的方案。

　　凱恩斯是英國政府派來當“乞丐”的，他也深切了解英國當時極度嚴峻的金融狀況和迫切需求，但他畢竟不是一個職業外交家。他很希望人們能把他看作是推翻金本位體系的大人物，建立超國家貨幣的大經濟學家。他最后之所以接受美國方案原因是，他認為這個體系一定會崩潰。

　　張軍：所以1930年代我覺得非常有趣，那是政治浪漫主義的年代。凱恩斯的思想跟計劃經濟的思想有一脈相承之處，強調國家干預；包括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上的一些想法，在他設計的全球貨幣系統里，也是強調政府要管制資本的流動。

　　另外可能我們比較熟悉的是，當時還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學生的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拿了獎學金去蘇聯，1937年寫了重要的文章《企業的性質》。他受列寧的影響，對托拉斯有超然的興趣。而古典經濟學是研究市場的，可是他問自己，如果市場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為什么我們要有企業呢？所以他的思路就完全被引向了企業，他研究企業的組織結構和功能，發現這個結構跟列寧設想的全國的托拉斯是一樣的。所以政治浪漫主義對經濟思潮其實有過很大的影響。對于英國很多其他經濟學家，包括劍橋的女鐵人瓊·羅賓森（JoanRobinson），許多都是蘇聯模式的粉絲。

　　在美國，哈佛大學已經完全變成經濟思想上的左派，但芝加哥大學不一樣，有雅各布·維納（Jacob Viner）這樣一個自由主義思潮的重量級人物，正是他教出了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懷特正是結識了維納這位在財政部工作的反對凱恩斯思想的經濟學家，而獲得了在財政部工作的機會。因此懷特與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的思想斗爭里，我想有一些思潮上的原因。

　　本·斯泰爾：是的，這就是更有意思的地方。懷特創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讓美國的孤立主義者是無法接受的，更讓我們大跌眼鏡的是，這位建立戰后國際金融體系的人物，實際上是蘇聯的間諜。從1935年開始，他就把一些秘密文件傳遞給蘇聯特工，還告訴對方，應該采取怎么樣的政策應對，還把跟蘇聯有關的一些人安插到一些重要崗位。

　　懷特本質上應該是反凱恩斯的，但實際上他又崇拜凱恩斯的思想，因為他羨慕蘇聯，被蘇聯的成就所震撼。嚴格來講，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蘇聯的訴求很簡單，就是要從美國那里得到優惠的貸款，對于美元與黃金掛鉤，他們也是樂意看到的。因為蘇聯的黃金礦產儲備也是很豐富的，正因為這樣，蘇聯的任何貨幣思想，在戰后體系中沒有任何烙印，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