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方福前

　　我國的宏觀調控體系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初步建立以來就一直承載著二重目標，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國宏觀調控的特色、走向與成效。

　　我國宏觀調控的一重目標是：改革、發展和穩定。其中，“穩定”包括經濟穩定、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但主要是后兩種穩定。我國宏觀調控的另一重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個目標可概括為經濟增長和經濟穩定兩大目標。

　　在我國經濟政策的二重目標中，前一重目標是上位目標或最高目標，后一重目標是下位目標或從屬目標。雖然改革、發展和穩定不完全是宏觀調控目標，但是在我國現階段，改革、發展、穩定是總攬全局的政治任務，是最高的政策目標，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必須既要服從于又要服務于改革、發展和穩定這個最高目標。特別是“穩定”這個目標對經濟政策的四個目標約束最大。穩定是發展和改革的前提，當然也是宏觀調控的基礎和前提。宏觀調控措施何時出臺？宏觀調控的對象和重點是哪些？宏觀調控的力度多大？宏觀調控持續時間多長？經濟政策的四個目標如何排序？這些問題都必須根據是否有利于穩定來加以抉擇。這使得我國的宏觀調控具有明顯的相機抉擇的特點。

　　宏觀調控中的“可控性”理念

　　“可控性”的信念強度在逐漸衰減，但在主流意識中還頑強存在

　　我國經濟政策制定者和相關政府部門一直持有一個基本信念：資源配置，經濟比例關系，經濟結構，宏觀經濟指標（總量）乃至經濟規律，經濟發展趨勢都是可控的或可調節的。只是這個信念的強弱程度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而已。這個信念對我國的宏觀調控影響很大，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國宏觀調控的特色。“可控性”這個信念并非空中樓閣，它既有客觀物質基礎作為依據，也有某些認識或判斷作為支撐。

　　首先，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和特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和調配資源的能力，我們能夠比較容易地調整一些主要的宏觀經濟總量和一些重要的經濟比例關系，從而比較容易地實現我們經濟政策的數量目標；我們能夠對重大突發事件和來自外部的經濟沖擊做出快速反應，較快地出臺應對措施，并且可以出重拳、大力度地應對危機和突發事件。我們應對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等，就是很好的例證。

　　其次，我國的土地和自然資源（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屬于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與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的市場經濟國家不同，我國政府憑借土地和自然資源的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對資源配置擁有很大調控權。

　　再次，我國宏觀調控體系的主體構成與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有很大不同。我國的宏觀調控手段，不但有其他國家通行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有絕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所沒有的政府計劃和行政手段。

　　最后，我國曾實行了40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思想和傳統還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我們的宏觀調控。我們的資源配置、經濟發展“可以做到有計劃按比例”的意識理念不時再現于我們的宏觀調控中。

　　這種基于以上物質基礎和認識的“可控性”信念在我國不同發展階段的表現形式是不同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發展，“可控性”的信念強度是在逐漸衰減的，但在我們的主流意識中還頑強存在。

　　在近20年的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中，特別是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和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我國宏觀調控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目前我國的宏觀調控體系還是適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它難以適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需要，難以適應大改革大發展的需要。我們需要重構中國的宏觀調控體系。我們要打造的是適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宏觀調控體系。如果說適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宏觀調控體系是1.0版，是舊版的話，那么適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宏觀調控體系則是2.0版，是升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