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控制力下降

　　地方政府不“聽話”使中央政策往往被地方對策化解掉

　　首先，自啟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活動中的重要關系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全面深化改革必將使我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關系發生更大更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都將削弱中央政府對宏觀調控目標的可控性。其中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微觀經濟主體，無論是消費者還是生產者，他們經濟決策的自主性和獨立性都大大增強了，他們的經濟活動更多的是聽命于市場而不是政府，這就削弱了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和（或）命令方式去控制他們，去指揮他們的能力。

　　另一個重要變化就是簡政放權改革以來、特別是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來，地方政府的利益被強化了，加上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不對稱，導致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為增加，地方政府經常和中央政府進行博弈，地方政府不再像過去那么“聽話”，這使得中央政府的調控能力下降，中央政府的政策往往被地方政府的對策化解掉，中央政府的調控目標被打了折扣甚至可能會落空。18億畝土地紅線反復受到沖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債務暗中膨脹，各種污染邊治理邊排放，2013年我國的房地產市場調控目標落空，等等，都是明證。

　　再一個重要變化就是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全面深化改革，國有企業將和其他類型的企業一樣成為規范的市場主體，它們的發展將主要依靠市場而不是政府，它們對政府的依賴將會越來越少，這使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支點被削弱。國有經濟一直是我國宏觀調控的重要支柱，但是隨著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結構中的比重下降，這個支柱的力度也在下降。

　　其次，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中的許多政策工具的可控性降低了。2004-2011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在20%以上，但是2012年和2013年財政收入分別只增長12.9%和10.1%。2012年和2013年的稅收收入增長分別為11.2%和9.8%，持續10多年的20%左右的稅收超常增長似乎已經成為歷史。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是我國最重要的總需求調節工具。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在全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是不斷下降的，目前已經下降到15%以下。

　　通過調節貨幣供應量來控制流動性進而影響實體經濟活動，這是中國人民銀行的慣常做法。但是在我國現行的結售匯制下，中國人民銀行控制貨幣供應量及其增長實際上力不從心，往往達不到目標。

　　上述宏觀調控的控制力下降是30多年來不斷改革開放和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的必然結果，可以預見的是，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未來我國經濟運行和發展的可控性會進一步下降。這種可控性的下降不是壞事，它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漸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標志，因為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在微觀經濟主體獨立、自由、自主的決策基礎上的經濟。

　　打造中國的宏觀調控體系2.0版

　　未來我國宏觀調控的目標應主要定位于經濟穩定

　　要真正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國現行的宏觀調控體系必須改革，必須重構。

　　第一，重構宏觀調控理念。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優勢。因此，我們未來的宏觀調控，必須尊重并充分發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管好用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在此理念指導下，我國未來的宏觀調控的總體思路或要求是：在資源配置、經濟運行、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發展中市場機制起決定性作用，政府的宏觀調控只是補缺性的和救急性的。

　　第二，重構宏觀調控目標。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未來我國宏觀調控的目標應主要定位于經濟穩定。所謂經濟穩定，就是減少減緩經濟波動，使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平穩化。實踐表明，宏觀調控不宜設定過多的目標，特別是不要為宏觀調控設置多重目標。目標過多，目標交叉重疊，往往導致宏觀調控顧此失彼，宏觀調控在多目標之間的往返切換常常成為經濟不穩定的根源；并且，目標過多，政府干預必然是多方面的，廣泛的，這會削弱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第三，重構宏觀調控架構。在我國宏觀調控的“三駕馬車”架構中，未來應以貨幣政策為主導，逐步淡化計劃調節的作用，重新定位財政政策的功能。計劃調節和財政政策在經濟活動中覆蓋范圍過大，干預的力度過大，不利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第四，重新定位貨幣政策目標。目前我國的貨幣政策還承擔著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調整的任務，這與貨幣政策的功能是不太相稱的。在大改革背景下，貨幣政策目標應主要定位在穩定物價，與這個目標相適應，主要政策工具（中間目標）是調節短期名義利率。

　　【參考文獻】

　　①金人慶：《中國科學發展與財政政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年7月。

　　②《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