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認為資產泡沫的嚴重性大于實體經濟，所以把防范風險的重點更多集中在地產和金融領域。去年以來房價開始下跌，目前已擴大到8成主要城市，即使在北上廣這些一線城市，房屋銷售也明顯萎縮。在過去三年的經濟下行中，只有房地產投資增長還明顯高出投資平均增長率，是經濟中唯一保持活力的領域，但是到目前階段，這個最后支撐住增長的支柱，也慢慢倒了下來。由于高達幾十萬億元的社會融資中，至少有6成以上是圍繞房地產發生，房產泡沫破裂又會導致金融市場動蕩，所以各方面對房地產泡沫破滅與金融市場危機的擔心，目前相當高漲。

　　我想說的是，凡是世界上已經發生過的大的資產泡沫危機，在爆發之前無一例外都是出現了實體產業的生產過剩矛盾，因此都是實體產業的資本沒有出路，才大規模向虛擬經濟領域轉移，才催生出資產泡沫。比如1929-1933年大危機，就是因為美國生產過剩日益嚴重，才催生了股市泡沫。日本1990年資產泡沫危機爆發前，是因為“廣場協定”逼迫日元升值，日本產業資本繼續出口沒有錢賺，才涌向了地產和股市領域。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則是出現了新全球化浪潮，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加入世界貿易體系，使發達國家的實體經濟失去競爭力，才大規模轉向虛擬經濟領域。在今天中國可以看得更清楚，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中斷了中國外需，導致國內產能突然剩余，由此引起了產業資本向制造業之外的賺錢領域轉移，或是去炒房，或是去炒社會融資等。所以看似資產泡沫危機，實則是實體產業危機，從這個角度說，要想化解資產泡沫危機，不從化解實體經濟危機入手，就是“揚湯止沸”，越化解越嚴重。

　　必須看到，在次貸危機爆發后，中國與發達國家雖然同時陷入危機，但危機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在發達國家是生產不足，而在中國卻是生產過剩。發達國家之所以把救市措施高度集中于增發貨幣，是因為推動新全球化的因素至今仍存在，發達國家想走回“再工業化”的路子已無可能，因此只能靠增發貨幣創造需求泡沫，增長也只能是需求的增長。正是因為這種虛擬經濟相對于實體經濟再度膨脹的趨勢，才構成了發達國家必然是走向下一場危機的格局。但是中國不一樣，中國存在著嚴重的二元結構，城市化嚴重滯后導致人口主體仍處在低收入、低消費階段，這就給中國的實體經濟增長保留了巨大的后續增長空間。所以，中國完全沒必要像西方國家那樣，主要依靠貨幣政策來解決目前的矛盾，而是應該盡快轉入以城市化為主要方向的結構大調整。

　　第三，認為不能依靠消費拉動增長。反對增加消費的人認為，不能忘了投資是增長的源泉，這話當然沒錯，但還有一條理論叫經濟發展必須按比例，如果投資過度而消費不足，就會有生產過剩危機。這條理論是否還記得？不說理論說實踐，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曾進行過一場大調整，就是針對當時積累率過高的情況，提出了要壓低積累，提高消費的基本任務。從1979-1981年，中國經歷了三年投資原地踏步，即三年投資沒有增長，積累率從1978年的36.5%，被壓低到1981年的28.1%；社會消費則從1978年的1559億元增加到1981年的2350億元。用今天的口徑來說，就是資本形成率從1978年的38.2%壓低到1981年的32.5%，直到南巡講話后的增長高潮中，資本形成率才超過了1978年的水平。在這長達14年對積累與消費比例調整中，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高達9.4%。如果沒有這種調整，又哪來經濟高增長與人民群眾對改革開放的真心擁護？所以，那種認為儲蓄與投資比率只能升不能降的道理，在理論與現實中都是說不過去的。

　　儲蓄率過高就要“壓儲蓄、上消費”，而繼續“上投資”就會加重生產過剩，這是非常樸素的道理。當然提升消費比例并不是動員人們花光所有儲蓄那么簡單，而是通過推動城市化，創造出把農村低收入人口轉變成城市高收入人口的條件。這是真正的結構調整，要進行這樣的調整還是要靠投資，但這類投資不是用在擴大產能，而是用在實現農民轉變成市民所必需的條件，如城市的居住條件、生活與教育醫療條件等，用過去的話說，就是要更多的搞一些非生產性建設。

　　總之，判斷中國是否有了持續穩定增長的基礎，還是要看是否展開了以城市化為中心的結構大調整，因為只有城市化才能救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