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這場交鋒中針尖對麥芒，導致預算案遲遲得不到通過，聯邦政府的非核心部門只能重蹈17年前關門的覆轍。這是1977年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因國會不給撥款第18次關門。從中可以看到，當前美國政治文化三個結構性特征都出了問題：第一，強調通過司法和立法機構包括兩大政黨去制約政府，造成由立法部門去解決行政事務而政府運作缺乏連貫性和效率低下的局面；第二，利益集團和游說團體的影響在增加，不僅扭曲了民主的進程，也侵蝕了政府有效運作的能力；第三，立法機構分成了勢均力敵的參眾兩院，每一院又被不同的政黨掌控，為在國家層面上按照多數派的意愿行事設置了進一步的障礙。即使美國的車輪已經走到“財政懸崖”邊上，兩黨議員和總統還在打口水戰，這種劣質化的政黨競爭和三權制衡最后導致的結果，便是形成了“否決政體”的格局。

　　最近，美國政治學家福山指出，美國政府的癱瘓是政黨的兩極化以及權力的極度分散導致的結果，但也表明了美國政治中一些恒久不變的真理，即備受推崇的制衡制度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否決政體”。在他看來，這個制度就是為了授權給少數人阻止多數人而設計的。同時，這種制衡使一種旨在防止當政者集中過多權力的制度，變成了一個誰都無法集中足夠權力從而作出重要決定的制度。福山提醒說，不能忽視的是，我們“成立政府也是為了發揮作用和作出決斷”。

　　三、金錢是“游戲民主”的母乳

　　西方一直宣揚資本主義民主是神圣的、平等的，程序是公正的。實際上，西式民主常常被金錢、財團、媒體和既得利益集團所操縱，并演變成了一種“富人的游戲”和“錢袋的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競選，把競選等同于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于拼政治獻金、拼選舉謀略、拼造勢作秀。

　　在美國，誰要想在大選中獲勝，他就需要有大量的金錢作為支撐，說這種選舉實際是一場金融寡頭之間的拼搏一點不假，美國總統也幾乎成了富豪們的“專利”。美國最高法院認可，企業有權利用雄厚的經濟實力來支持有利于它經營的候選人及其政策，同時也可以抵制有損其商業利益的政策和候選人，2010年最高法院又判定企業的選舉獻金可不設上限。這就為“權錢政治”開了方便之門，選舉成了比候選人背后利益集團實力的政治游戲，競選經費也因此不斷創造新的紀錄。美國大選1980年花費1.62億美元；到1988年翻了一番，達到3.24億美元；2000年又猛增到5.29億美元；2004年再創新高，達到8.81億美元；而2008年美國大選又足足花掉了24億美元；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稱，2012年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總花費達70億美元，創選舉史之最。美聯社曾做過一次數據分析，表明1999年競選獲勝當選的81%的參議員和96%的眾議員，他們的花費均超過了競爭對手。這就表明，美國民主是靠資本的“母乳”喂養的，金錢是駕馭競選的“潤滑劑”，而權力已被獻金最高的資本集團所掌控。有專家指出，“只要在聯邦大選委員會那里查一下籌集資金的賬戶，就可以在大選之前就知道大選的最終結果”，真是一語中的！歷史學家作過統計，從1860年到2008年歷次大選中，競選經費占優的一方幾乎都獲得了勝利，例如2008年奧巴馬和麥凱恩對決時，民主黨籌得6.41億美元，而共和黨只籌得3億美元，結果自然是奧巴馬勝出，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這就是說，誰的資本雄厚，誰當選的幾率就高，這已成為一條鐵律。

　　對于捐款的大財團來說，選舉過程就是投資過程，而投資是需要回報的，最直接的就是按政治獻金多少，把大小官位分配給各大財團。當然，西方政客與資本寡頭之間的交易有時需要顯得公正，于是便通過一種特殊的利益輸出通道來實現，即利益集團影響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制定出偏向利益集團的公共政策，最終謀求各自利益的實現。同時，議會運作機制也是為方便議員報恩設計的，有關法案要進入議會程序，首先要經過議院的常設委員會，而那批人不是經過選舉而是根據各政黨及其背后大財團的實力推薦的，自然有利于寡頭、精英特殊利益偏好的法案會優先得到審議和通過，而有利于人民大眾的法案往往會被無限期地推延。

　　可見，被夸得天花亂墜的美國總統大選，其背后隱藏的卻是政治獻金和回饋資助人的“政治分贓”和權錢交易。這種“金錢選舉”的常態化，無疑消磨著美國民主的理性，從而給政府運作埋下了巨大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