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曾經在《為什么要社會主義？》一文中寫道：“私人資本趨向于集中到少數人的手里……這樣發展的結果，造成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它的巨大權力甚至連民主組織起來的國家也無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實的確如此，因為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政黨選出的，而這些政黨要不是大部分經費是由私人資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們影響的，他們實際上就把立法機構和選民隔離開來了。結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實上不能保護人民中無特權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條件下，私人資本家還必然直接或間接地控制著情報和知識的主要來源（報紙、電視廣播、教育）。因此，一個公民要得出客觀的結論，并且理智地運用他的政治權利，那是極其困難的，在大多數場合下，實在也完全不可能。”（《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72頁）實踐證明，這位大物理學家對“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的揭示是深刻而到位的。

　　四、民主輸出引發社會動蕩

　　擴張和輸出，是西式民主對外的存在形式。在傳播西式民主的過程中，西方大國發揮了主導作用。1990年3月，布什總統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出，美國90年代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在全球“扶植政治自由、人權和民主制度”，要把民主趨勢擴展到整個非洲大陸。在此基礎上，美國政府宣布對非洲國家援助要以他們“實行多黨民主”為前提，即無一例外地將援助與民主掛鉤，以此要挾非洲國家。比如美國免除了加納、坦桑尼亞等表示要進行民主化的8個國家共4.19億美元的債務，而對“違抗”的肯尼亞則讓世界銀行中斷對其貸款和援助。美國為促進民主輸出戰略的實施，1990—2003年間投入的“民主項目”資金就增長了5倍以上。法國在非洲民主化浪潮中也扮演了獨特的角色。1990年法國總統密特朗在第16屆法非首腦會議上，強調民主是普遍的原則，明確宣布法國對非援助要同非洲國家的民主化掛鉤，強調其提供援助的多少將取決于受援國民主化和尊重人權的程度。此外，英、德等其他幾乎所有西方發達國家都通過政治和經濟手段，迫使非洲接受西方的政治模式和價值觀念。

　　看看今天的非洲，特別是實行西式民主的突尼斯、埃及等國家，政局動蕩不堪，沖突戰亂不斷，普通民眾連最基本的社會穩定和物質生活都無法保證，何談自由與民主。可以說，“民主化”在這些國家一定程度上成了社會無序的代名詞。

　　如果說美國對中東的民主輸出是打著“人道主義干涉”的旗號、以戰爭的方式開場的，那么在東歐和中亞的民主輸出則是以“顏色革命”方式推動的，從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以及中東和北非一些國家相繼爆發的“茉莉花革命”來看，背后都有西方勢力的推手。然而，這些“顏色革命”所帶來的是政權更替和社會動亂。“橙色革命”前的烏克蘭經濟以5%的速度增長，而“革命”后的2009年經濟萎縮了15%。陷入“周期性”政治動蕩的烏克蘭，黨派林立和政治紛爭導致每次選舉都危機重重，獨立20多年竟然有近20位總理輪流當政，總統、總理變化如走馬燈,政治清算不斷,社會經濟發展陷入停滯。按照不變價格計算，烏克蘭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于1990年的69.5%，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于1990年的81.1%。今年以來，西方又公開支持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民選總統亞努科維奇被迫逃往俄羅斯，東部多個城市成了血腥的戰場。

　　近年來全球民主衰退的趨勢在非西方地區越發明顯，許多引進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非但未能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社會進步，反而造成政黨林立、政局動蕩和社會分裂的局面，大量緊迫的國計民生問題也往往因政治紛爭被擱置一邊，多國已被推入“民主陷阱”。所以，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民主是一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而且與本國歷史文化傳統密切相關，外部強加的輸入型民主往往“水土不服”。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指出，在很多發展中國家，民主政治出現了問題，主要是激進民主化所致。那里的民主要么是由外力促成，如通過西方殖民主義或者其他輸出形式，要么就是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精英不管本地的社會經濟和制度條件，盲目引進民主制度。不久前，德國歷史學家施蒂默爾指出，自冷戰結束后，西方就缺少了組織原則和整理房間的動力，美國“政府關門”導致公共生活癱瘓等，表明民主所需的基本共識已然終結；現在西方民主都在枯萎，已成為“過時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