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建新機制是指以大國協調機制代替以東盟為中心的機制，其最大困難在于區域內大國能否達成共識并愿意竭誠合作。如前所述，筆者曾經提出，一個成功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需要同時具備四個條件。在綜合考慮這四個條件后，東亞地區可以有以下幾種替代性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構想：“中美俄三方協調”、“美日東盟三方協調”、“中美日俄東盟五方協調”、“中美俄東盟四方協調”、“中美俄+東盟協調”。其中，“中美俄+東盟”安全合作機制可能是最符合這四個條件的構想。[29]但這些構想都需要大國真正攜手合作才有可能實現，而在今后一段時期，中、美、俄三國恐怕很難有這樣的合作意愿。

　　另外，也有學者提議可以嘗試中美俄、中美日、中美印等多種小多邊對話；在每一種小多邊對話中，都既要納入中美，又要避免要求第三個大國在中美之間選邊；并認為小多邊對話既可以減少中美之間的戰略互疑，又可以縮小亞洲大國之間可能產生的重大裂痕。[30]這種設想可能比現有的成員很多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稍微有效一些，但小多邊對話能在多大程度上減輕中國的安全壓力值得懷疑。而且，第三個大國真正能保持中立的大概只有印度(勉強算亞太國家)，其他大國要么站在中國一邊，要么站在美國一邊。也就是說，多數小多邊對話最終會演化為中國與美國的對話。至于中美印對話對中國有何意義，特別是中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借力印度，目前似乎尚不明朗。

　　當然，中國可以通過對內制衡，即通過增強本國軍事實力的辦法來“抗壓”。對于大國來說，增強軍力當然是最方便、主動性最強的辦法，但這一政策對中國來說利弊參半。有利的一面是，增強軍事實力可以快速而直接地應對外在壓力。軍事實力是大國綜合國力的要素之一，而中國的崛起是一種要素不平衡的崛起。[31]中國的經濟實力提升遠快于軍事實力的提升，而問題在于，高質量的崛起應當是各要素平衡式崛起，因此，增強軍事實力有利于中國實現綜合國力諸要素的平衡，有利于中國加速崛起，有利于中國抗衡外在壓力。不利的一面是，體系大國以及周邊一些國家對于中國增強軍事實力十分敏感，中國軍事實力增長得越快，它們對中國施加的安全壓力就越大，中國面臨的崛起困境就越嚴重。綜合來說，如果中國軍事實力增加1個單位，而外在壓力增加不到1個單位，那么中國的對內制衡是有效的；如果兩者相等，則對內制衡無效，但亦無損失；如果壓力增長大于1個單位，則對內制衡失大于得。另外，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任務很艱巨的國家，長期急速增加軍費開支會對經濟、社會建設產生“擠出”效應，蘇聯的前車之鑒不能忘記。

　　三、中國東亞政策的“四輪”架構設計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的東亞政策存在多邊不力、單邊有弊、雙邊缺失的問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崛起國來說，主要依靠一種政策來緩解崛起困境是不可能的，而是需要將單邊、雙邊和多邊政策有機地組合起來，綜合應對體系壓力。如果把中國的東亞政策比作一輛汽車，那么這輛汽車的四個輪子就應當是東亞政策的四個分支，其中兩個前輪或驅動輪分別是中國打造戰略支點國家和中美亞太事務磋商，兩個后輪或被動輪分別是六方會談和東盟主導的各類機制。兩個前輪側重于雙邊安全合作，覆蓋整個東亞地區；兩個后輪側重于多邊安全合作，分別針對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

　　(一)兩個前輪或驅動輪

　　將打造戰略支點國家和中美亞太事務磋商作為“四輪”架構中的前輪或驅動輪，是指這兩種政策在緩解中國在東亞面臨的崛起困境、打破二元格局方面起主要作用和推動作用。打造戰略支點國家是指中國與某些國家在政治、安全和軍事等方面形成緊密的合作關系，在重大地區安全問題和涉及雙方核心利益的問題上鼎力相互支持。在特定條件下，不排除中國向某些國家提供安全保障。在中國所有的鄰國中，俄羅斯和巴基斯坦是中國現實的戰略支點國家，但在東亞地區，中國還沒有現實的戰略支點國家。那么，哪些東亞國家可以成為中國的打造對象呢?原則上說，潛在的戰略支點國家是指那些與中國沒有領土糾紛、關系良好、對中國安全利益有重要價值并且也面臨外在安全壓力的國家。環顧東亞，這樣的國家可以包括緬甸、老撾和柬埔寨，這三國都面臨美國的戰略壓力。雖然印尼并未面臨來自美國的直接的戰略壓力，泰國是美國的亞太盟友之一，但這兩國滿足戰略支點國家的其他條件，可以成為中國的準戰略支點國家。準戰略支點國家雖無法與中國形成緊密的安全和軍事合作關系，但可以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甚至利用自身的影響力帶動一些地區國家同樣采取善意中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