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老、柬、泰四國都是中南半島國家，且緬、老兩國是中國的鄰國。從地緣戰略角度來看，這四國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具有重要的價值。如果中國能與緬、老、柬三國分別建立雙邊安全合作機制，并讓泰國保持善意中立，這將有利于穩固中國南部的安全態勢，并使中國的影響力伸展到中南半島大部分地區。這四國具備成為中國的戰略支點或準戰略支點國家的客觀條件。多年來，在緬甸軍政府遭受國際制裁之時，中國幾乎是其唯一的政治和經濟伙伴，向其提供了大量援助，并堅定地支持緬甸軍政府的恢復憲政進程。而在緬甸中央政府與少數民族反政府武裝發生沖突時，中國既堅決支持緬甸的國家統一，又積極參與斡旋進程，贏得了雙方的信任與尊重。中國與老撾同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相似，雙邊關系良好。柬埔寨一直是中國的忠實朋友，雙方一直在事關對方重要國家利益的問題上相互支持。中泰建有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兩國關系被稱為“中泰一家親”。在《中泰關系發展遠景規劃》中，雙方對防務和安全合作的規劃是：加強兩軍交流與互訪，深入開展兩國國防部年度防務安全磋商，加強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聯合軍事演習和訓練，擴大雙方在人道主義援助、救災和國防科技工業領域的合作。[32]

　　印尼是東南亞地區大國，是東盟隱形的領導者。高水平的中印(尼)關系有助于中國借助印尼的地區影響力來抵制美國利用某些東盟國家擾亂地區局勢的做法，防止某些國家借助東盟平臺來破壞中國與東盟的友好合作氣氛。2013年10月2～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印尼，兩國元首一致決定，將雙邊關系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在《中印尼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未來規劃》中，雙方對政治、防務與安全領域的合作設想是：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問題上繼續相互支持，承諾將通過防務安全磋商等機制進一步增進互信，推動聯演聯訓、海上安全、國防工業以及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33]

　　打造戰略支點國家的成效如何，還取決于中國與對象國各自的意愿與政策。就中國而言，由于其相對這些國家來說是大國，大國的意愿與政策力度對雙邊關系的結果來說是關鍵性因素。中國可能需要就如何在新時期“堅持韜光養晦、積極有所作為”以及如何繼續堅持“不結盟”政策方面進一步解放思想，提出新思路，找到新辦法。筆者曾經指出，中國需要在韜晦與有為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點，要把韜晦與有為視為平行原則，而不是上位原則與下位原則。中國應當放松而非放棄不結盟政策。[34]打造戰略支點國家不是締結軍事同盟，中國現在以及未來一段時期無需與別國建立軍事同盟關系。打造戰略支點國家有助于中國開展或深化與特定國家的多層次軍事與安全合作，進一步提升與它們的戰略友好關系水平，達到減輕安全壓力的目的。

　　從這些對象國的角度來看，它們可能同時面臨中美兩國的拉攏，而且由于地理的鄰近性，這些國家更容易感受到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影響力，如何解讀這種影響力(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可能會受國內外多種因素的影響。筆者承認，這些國家是否愿意成為中國的戰略支點國家具有不確定性，因為中國不可能左右其認知和政策。不過，正是由于具有不確定性，才需要我們明確政策方向，加大政策力度，盡力而為，而決不能無所作為。

　　中美亞太事務磋商對中國東亞政策的驅動意義在于，它可以成為旨在防止中美兩國在該地區發生對抗與沖突的消極安全合作機制。[35]中美亞太事務磋商始于2011年6月，此后形成了每年兩次(上、下半年各一次)的定期磋商機制。雙方的磋商議題主要包括亞太總體形勢及各自的亞太政策、中美在亞太的互動與合作、地區合作機制發展以及地區熱點問題等。雖然雙方磋商的議題比較廣泛，但這一機制的目標不是促使雙方就東亞安全問題進行實質性合作，而是防止中美這兩個大國在具體問題上發生對抗與沖突，因此，交流看法、增信釋疑和管控風險是必要的。

　　中美亞太事務磋商機制的運作成效與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發展呈正相關關系。2013年6月7～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非正式會晤時指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是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36]有學者分析認為，這一內涵包括了低中高三個層次的目標。不沖突、不對抗是低層目標，相互尊重是中層目標，合作共贏是高層目標。[37]低層目標的存在表明中美之間出現對抗與沖突的風險是存在的。由于中美的權力轉移過程還要經歷至少二十年以上的時間，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因此中國希望在中美權力轉移過程中，雙方既不爆發熱戰，也不要陷入冷戰狀態。新型大國關系的“新”就是指我們期待未來的中美關系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38]避免再現守成國家與崛起國家以破壞性的方式實現權力轉移的歷史場景。

　　然而，不沖突、不對抗并不意味著中美之間不存在戰略競爭。權力轉移過程中戰略競爭是必然現象，否則就不存在國家的崛起。亞太地區正在成為世界的中心，這就意味著該地區正在成為國際矛盾最集中的地區。[39]而且，崛起國中國和守成國美國又都是亞太國家，這就意味著亞太地區是中美兩國進行戰略爭奪的要地。能否控制和主導亞太，對美國而言是能否守住世界超級大國地位的關鍵，對中國而言則是能否實現權力轉移的關鍵。中美在這一地區的戰略競爭將是激烈的，但為了不使競爭失控以致爆發沖突，雙方都需要通過某種機制來進行消極安全合作，以便有效地管控分歧。這就是中美亞太事務磋商的意義所在。有學者指出，中美形成比較穩定的共同知識是使消極安全合作變得穩定的前提。這個共同知識是在雙方都知道對方的偏好與戰略，并進行一段時間的博弈之后逐漸形成的。缺少比較穩定的共同知識，將造成中美關系比較明顯的不穩定性。[40]中美亞太事務磋商可以成為雙方進行交流與博弈并構建共同知識的一個平臺。

　　如果說不沖突、不對抗是中美雙方的共同愿望，那么中方對于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愿望顯然要比美方更迫切。中方希望美方在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包括涉臺、涉藏、東海、南海等)尊重中方的立場或保持中立，而這些問題都是一些難以解決的老問題，并且美國國內政治因素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會產生負面影響。美方對于相互尊重的要求是希望中方不要破壞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或將美國排擠出東亞。就目前而言，這還只是個苗頭性問題，而不是現實。自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以來，中國一直保持較大程度的克制，沒有采取破壞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舉措。不破壞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也就表明中國無意將美國排擠出東亞。中美亞太事務磋商同樣可以在促使雙方相互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中美可以利用這個平臺(當然也包括其他平臺，如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以一種漸進的方式尋找雙方都能接受的中間點。[41]

　　對于合作共贏這個高層次目標，顯然不是中美亞太事務磋商的中近期目標。安全方面的合作共贏屬于積極安全合作，這基本不符合中美關系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的現狀。[42]中美在亞太安全方面唯一類似于積極安全合作的互動是應對朝鮮半島核問題，但雙方是通過六方會談這個多邊平臺進行合作的，而且雙方在該問題上的基本利益和政策取向的契合度并不高，所以合作程度相對有限。總之，中美在亞太安全方面應主要致力于消極安全合作，能夠實現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中的中低層目標就是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