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兩個后輪或被動輪

　　東亞的多邊合作機制主要包括由東盟主導的安全合作機制和六方會談，分別針對東南亞和東北亞地區。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些機制無一取得穩定而持久的成功，問題的癥結在于區域內大國未能負起領導責任、規模過大和議題分散。[43]這類機制不可能有效地緩解中國在東亞面臨的外在壓力，但仍能起到一定的輔助性作用，因此本文將之視為后輪或被動輪。

　　如何對待這些處于困境中的、由東盟主導的安全合作機制是中國東亞政策面臨的一個問題。這些機制的效果雖然不佳，但對中國來說還是有一定的正面作用的，是深化中國與東盟關系的必要路徑。東盟國家既是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打造東亞政治與經濟新格局的關鍵點，也有助于在自己的南部塑造有利于己的地區環境，它還是累積和擴展中國影響力的重要平臺。正在崛起的中國需要地區性機制作為地緣戰略依托，以累積、發揮及正當化自身的力量和地位。對中國而言，東盟主導機制的最大價值在于它們具有一石數鳥之效，能夠同時推進中國外交數個相互促進的主要目標：穩定周邊、深化中國與東盟關系、推進東亞合作和一體化、擴展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以及抵制美國的影響力。

　　由此看來，中國暫時不可能放棄東盟中心性或拋棄這些機制而另起爐灶，更有可能的是支持和配合東盟對這些機制進行有限的改造，增加新功能或務實合作內容。2013年10月11日，李克強總理在第八屆東亞峰會上發表講話時指出：“亞太地區經濟合作架構眾多，建立一個符合地區實際、滿足各方需要的區域安全架構勢在必行。我們主張推廣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觀，推動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坦誠對話與合作，促進政治安全與經濟安全的互動。”[44]2013年10月24日，習近平主席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著力推進區域安全合作。我國同周邊國家毗鄰而居，開展安全合作是共同需要。要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倡導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推進同周邊國家的安全合作，主動參與區域和次區域安全合作，深化有關合作機制，增進戰略互信。”[45]

　　習主席和李總理的這兩段話可以視為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對由東盟主導的安全合作機制的基本態度，盡管尚不清楚李克強總理所倡議的這個新架構是什么，但從兩位領導人表態要堅持新安全觀這一點來看，中國仍會堅決維護東盟的主導地位，因為這既可以防止各類機制變成其他大國掌握的工具，也可以避免為“中國威脅論”提供口實。預計中國仍將積極支持建立信任措施，但反對采取預防性外交行動。至于可以為這些機制增添哪些新的合作內容，還有待與東亞國家協商，比如，有可能會增加非傳統安全、搶險救災和打擊跨國犯罪等功能性領域的合作。

　　六方會談是一個“無力持續”型機制，即由于沒有大國承擔領導責任，決議因而無法落實以致合作機制破裂。[46]2003年8月以來，六方會談一共進行了六輪談判，但既未能令朝鮮棄核，也未能使朝美關系正常化。朝鮮反而在2006年和2009年兩次進行核試驗，公開跨過核門檻，并于2009年4月退出六方會談，此后會談一直未能恢復。會談未能重啟的表面癥結在于中朝與美韓在重啟條件問題上意見對立。中朝主張無條件重啟六方會談，而美韓一方則要求朝鮮先行承諾不再實施破壞會談的行動后再啟動會談，而朝鮮反對做出任何承諾。會談無法重啟的深層癥結在于其后來偏離了“朝鮮棄核與朝美關系正常化齊頭并進”的原則。美國堅持朝鮮先棄核，但又不承諾在其棄核后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這使朝鮮認為美國的真實目標是實現朝鮮的政權更迭，在這種情況下，留在會談當中就會危及自身的安全利益。

　　在朝鮮已經擁有核武器以及朝鮮和美國都不愿輕易改弦易轍的情況下，中國如何對待六方會談是一個問題。首先，美、韓、朝三方均未公開宣稱六方會談已經死亡，重返會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朝方和美韓兩方對于重啟會談的要價不一致，中國通過勸談促和仍有使雙方縮小分歧的可能性。其次，拋棄這個由中國一手打造并努力經營的機制似乎損失不小，而且中國一時也難以找到替代性機制。[47]這兩點決定了，只要有1%的可能，中國就應做100%的努力。最后，如果朝鮮無棄核意愿，中國該怎么辦?將六方會談從一個以棄核為目標的機制轉型為一個以不擴散為目標的機制是否是一個更現實的辦法?朝鮮已經進行了三次核試驗，但估計尚未完成核彈頭小型化工作。因此，它在未來2～4年內仍會進行數次核試驗，以最終完成核彈頭小型化工作。屆時朝鮮將真正擁有核威脅力，其國家安全會得到基本保障。在這種情況下，朝鮮將像印度和巴基斯坦一樣，暫時不再需要進行核試驗。停止核試驗后，朝鮮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或許將會有所改善。[48]那時，各方重啟六方會談就不會再討論棄核問題了，更合適的話題應是防擴散。這雖然是筆者的預想，但的確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