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設“四輪”架構的條件與路徑

　　從硬件條件來看，建設“四輪”架構不必另起爐灶從零開始，因為我們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和中美亞太安全事務磋商，也就是說，四個輪子中的三個已經具備了，還剩一個輪子需要“生產”。從軟件條件來看，建設“四輪”架構所需的宏觀政策準備已經完成。2013年10月召開的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預示著中國的外交政策將有一次大調整，“奮發有為”將代替“韜光養晦”成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我是大國”將替代“針對大國”成為外交政策的出發點。[49]

　　軟件條件的具備實際上是“生產”最后一個“輪子”的前提。打造戰略支點國家需要中國政府以奮發有為的姿態，克服一些既有觀念和政策的束縛，探索與這些國家政治與安全合作的各種路徑，積多年之力，聚點滴之功，最終才會水到渠成。對于中美亞太事務磋商，我們需要將其置于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和中美戰略與經濟磋商的大框架之下，使之成為兩國就亞太重大事務交換信息、交流立場甚至協調政策的平臺和管控亞太安全危機的機制之一。對于東盟主導的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我們一方面應當繼續支持東盟主導，并配合其對該機制的改革，特別是豐富機制框架下的合作內容；另一方面應當做到心中有數，堅持雙邊優先于多邊、雙邊引領多邊的原則，避免因強調多邊合作而影響對戰略支點的打造。對于六方會談，中國除繼續努力使其重啟以外，最重要的是考慮如果朝鮮堅持不棄核，六方會談是否可以轉型。如果能順利轉型為一個磋商防止朝鮮核擴散的機制，那么六方會談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不能轉型，那么六方會談可能真的無法重啟。在這種情況下，東北亞各國能再建立一個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嗎?想必非常困難，更有可能的情形是回到六方會談建立前的狀態，即美日韓加強協調，朝鮮保持孤立，而中國充當中間人，游走于雙方之間，但不中斷對朝鮮的援助。對中國來說，這種狀態有點類似于雙邊與多邊的中間地帶，因為這里面既摻雜著多對雙邊關系(中朝、中美、韓朝、韓美、美朝)，又摻雜著多邊機制的因素(中國穿插其間、聯系其中的中間人角色)。中國并非不可以接受這種無機制的狀態，因為它至少可以維護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兩大利益之一：確保半島不發生戰爭。[50]

　　四、結論

　　在亞太地區，中國崛起與美國的再平衡戰略共同導致的二元結構使中國在安全事務中難以發揮作用，并容易陷入孤立和被包圍之中，而且，中國與相關國家脆弱的經濟關系容易受到安全關系的負面影響。本文研究的重點是崛起的中國應當為自己設計一個怎樣的東亞安全合作架構，以達到緩解崛起困境以及外在安全壓力的目標。顯然，中國僅依靠對內制衡和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是遠遠不夠的。為此，本文設計了一個可以覆蓋全東亞地區的“四輪”架構：兩個前輪或驅動輪分別是中國打造亞太戰略支點國家(側重于積極安全合作)和中美亞太事務磋商(側重于消極安全合作)，兩個后輪或被動輪是中國積極參與由東盟主導的安全合作機制(針對東南亞地區)和六方會談(針對東北亞地區)。

　　可以看出，這是一個以雙邊為主、多邊為輔的架構，與目前中國過于倚重多邊安全合作的政策有較大不同。在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陷入困境之時，重返雙邊、以雙邊帶動多邊是合乎邏輯的選擇，而且中國現在也有足夠的實力做到這一點。同時，客觀條件也決定了中國不可能與所有東亞國家都發展出同等高水平的國家間關系，例如，中日關系就嚴重受制于領土爭議和歷史問題，有些東盟國家對中國提議的“中國—東盟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和海上合作倡議持謹慎和保留態度。因此，主客觀條件都要求我們對東亞國家采取差異化外交政策，將之區分為愿意與我深化安全合作關系的國家、力圖保持中立的國家和與我有較大安全矛盾的國家，并分別采取不同的應對方針。對于那些愿與我深化安全合作關系的國家要尤其予以重視并加大工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