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

　　[1]周方銀：《中國崛起、東亞格局變遷與東亞秩序的發展方向》，載《當代亞太》2012年第5期，第4頁。

　　[2]徐進：《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問題與構想》，載《當代亞太》2011年第4期，第91～106頁。

　　[3]關于崛起困境，參見孫學峰：《中國崛起困境：理論思考與戰略選擇》，社科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章。

　　[4]《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載《人民日報》2013年10月25日，第1版。

　　[5]目前國內已經有學者對東亞安全合作進行了文獻綜述，如陳寒溪和孫學峰曾在2008年撰文將世界各國學者關于東亞安全合作的研究內容劃分為“霸權秩序與合作”、“均勢秩序與合作”和“地區安全共同體”三種類型，并得出結論稱：“本文的比較和分析發現，大部分學者的觀點都與其理論依據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之處，其政策主張的合理性是可疑的，現實可行性也不是很明顯。由此看來，觀察東亞安全的學者們需要更為謹慎的理論和經驗研究，他們之間的爭論也可能在一段時間內繼續下去。”不過，這篇論文所選擇的文獻多為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而鮮有中國學者的聲音和觀點。參見陳寒溪、孫學峰：《東亞安全合作的現實與前景——觀點的分歧及其分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3期，第49頁。

　　[6]陳寒溪：《多邊主義與亞太安全合作》，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2期，第33頁。

　　[7]朱寧：《東亞安全合作的三種模式——聯盟安全、合作安全及協治安全的比較分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9期，第52～57頁。

　　[8]李志斐：《東亞安全：合作模式與結構》，載《當代亞太》2010年第6期，第104頁。

　　[9]王帆：《東亞安全模式：共存、并行還是置換?》，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11期，第16頁。

　　[10]李志斐：《東亞安全：合作模式與結構》，第121頁。

　　[11]段霞、羌建新：《東亞安全共同體路徑探討》，載《現代國際關系》2007年第6期，第7頁。

　　[12]楊魯慧、郭延軍：《從“霸權穩定論”到“安全共同體”——東北亞安全合作架構新走向》，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4期，第55頁。

　　[13]王帆：《東亞安全模式：共存、并行還是置換?》，第16～21頁。

　　[14]李開盛、顏琳：《建構東亞安全共同體的可能性分析》，載《國際論壇》2009年第2期，第7頁。

　　[15]徐進：《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問題與構想》，第92頁。

　　[16]王俊生：《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進展與出路》，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12期，第53～75頁。

　　[17]段霞、羌建新：《東亞安全共同體路徑探討》，第8頁。

　　[18]楊魯慧、郭延軍：《從“霸權穩定論”到“安全共同體”——東北亞安全合作架構新走向》，第60頁。

　　[19]徐進：《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問題與構想》，第91頁。

　　[20]王帆：《東亞安全模式：共存、并行還是置換?》，第19頁。

　　[21]孫學峰：《東亞準無政府體系與中國的東亞安全政策》，載《外交評論》2011年第6期，第38頁。

　　[22]姜宅九：《中國地區多邊安全合作的動因》，載《國際政治科學》2006年第1期，第1～27頁。

　　[23]徐進：《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問題與構想》，第91頁。

　　[24]蘇浩：《從啞鈴到橄欖——亞太合作安全模式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66頁。

　　[25]這一戰略體現在《東盟地區論壇概念文件》中，參見http：//www.aseanregionalforum.org/PublicLibrary/TermsofReferencesandConceptPapers

　　/tabid/89/Default.aspx。

　　[26]關于信任措施項目的名錄，參見http：//www.aseansec.org/ARF/cbmdb.pdf；關于論壇每年在信任建立措施方面的會議，參見http：//www.aseanregionalforum.org/PublicLibrary/ARFActivities/

　　ListofARFTrackIActivitiesBySubject/tabid/94/Default.aspx。

　　[27]1996年以后，新加坡、泰國和菲律賓等東盟國家極力推動論壇向預防性外交方向發展。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呼吁論壇繞過關于預防性外交定義、范圍、對象等理論性問題的探討，立即著手建立地區沖突預防機制。但中國、緬甸、越南和印度等國家反對這一做法，認為論壇的重點仍應放在深化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同時積極對涉及預防性外交的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使論壇循序漸進地向前發展。因此，論壇在向預防性外交過渡方面陷入兩難境地。

　　[28]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ASEAN Regional Forum, Manila, July 27, 1998,http://aseanregionalforum.asean.org/library/arf-chairmans-statements-and-reports/150.html.

　　[29]徐進：《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問題與構想》，第101、104～106頁。

　　[30]祁懷高、石源華：《中國的周邊安全挑戰與大周邊外交戰略》，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6期，第31頁。

　　[31]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載《國際政治科學》2005年第2期，第1～25頁。

　　[32]《中泰關系發展遠景規劃》，載《人民日報》2013年10月13日，第3版。

　　[33]《中印尼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未來規劃》，載《人民日報》2013年10月4日，第3版。

　　[34]徐進：《在韜晦與有為之間：中國在保障國際安全中的作用》，載《國際安全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0～101頁。

　　[35]消極安全合作是指采取不攻擊他國的戰略姿態以避免沖突發生的危險性，如戰略武器互不瞄準對方、表達不使用武力解決沖突的意愿、相互通知大規模軍事演習、制定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發表國防白皮書增加軍事透明度等等。消極安全合作只要參與者對共同安全利益有一般性的共識即可進行。參見閻學通：《國際政治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頁。

　　[36]《王毅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就中美關系發表演講(全文)》，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9-21/5304030.shtml。

　　[37]達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路徑選擇》，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7期，第59頁。

　　[38]“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一來，戰爭就不可避免。最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是哈佛大學政治學家格拉漢姆·艾利森。參見Graham Allison，“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Financial Times，August 21，2012.

　　[39]閻學通：《權力中心轉移與國際體系轉變》，載《當代亞太》2012年第6期，第6頁。

　　[40]周方銀：《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動力、路徑與前景》，載《當代亞太》2013年第2期，第17頁。

　　[41]達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路徑選擇》，第70頁。

　　[42]積極安全合作是指為在軍事沖突發生后采取聯合行動做準備，它需要以參與者具有較大的共同安全利益為基礎。參見閻學通：《國際政治與中國》，第161頁。

　　[43]徐進：《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問題與構想》，第92頁。

　　[44]《李克強總理在第八屆東亞峰會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3年10月11日，第3版。

　　[45]《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第1版。

　　[46]徐進：《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問題與構想》，第95頁。

　　[47]其實，其他五方除開這個機制也沒有更好的選擇。

　　[48]閻學通：《歷史的慣性：未來十年的中國與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頁。

　　[49]“我是大國”和“針對大國”的區別在于：前者是將自己定義為大國，而將其他國家(美國除外)定義為中小國家，因此中外關系主要是一個大國與小國的關系；而后者則是將自己定義為弱國或以示弱為前提來處理我與其他大國之間的關系。

　　[50]另一利益是半島無核化。但筆者認為，確保半島不發生戰爭是第一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