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17年春，法國郵輪“亞多士”號遭德國潛艇魚雷攻擊而沉沒，船上的543名華工喪生。中國首次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1917年8月，中國正式向德奧宣戰。整個一戰期間，中國與其他尚是殖民地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一樣，承受了戰爭帶來的巨大苦難，有近15萬名中國勞工應征，擔負起協約國艱苦的戰地后勤任務。

　　當時的中國政府曾夢想借參戰改變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擺脫被列強分割的命運。但是，對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一個積貧積弱被侵略者置于屠刀之下的國家，這樣的夢想也只能是夢想而已。戰爭結束后，日本竊取了德國在山東的非法利益，中國蒙受了巨大的民族屈辱。

　　西方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對山東問題的處置，使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國家失去了信任。而19世紀在歐洲興起的社會主義浪潮，一戰期間卻在俄國成為現實。這一系列重大事件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帶來了一股澎湃的思潮。

　　由此開始，一戰對中國近現代史、社會思潮和政治經濟文化等許多方面形成了至深且廣的影響，為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思想政治基礎。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

　　這確實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伴隨著十月革命的炮響，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在紀念一戰百年時，大英圖書館中文館館長吳芳思這樣寫道：慶祝應該專屬于1919年5月4日，因為這一天真正地回應了那些歐洲盟國在凡爾賽悍然做出的決定，由此，中國開始了一場真正的革命性的改變。

　　對符合中國實際的發展道路的探索也因一戰而變。帝國主義野蠻爭奪和血腥戰爭的慘烈后果，顯露了“歐洲模式”的局限性。由西方文明造就的資本主義制度開始失去原有的光彩。李大釗在大戰即將結束時說：“此次戰爭，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歐人自己亦對于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毛澤東在1917年8月也指出，東方思想固然不切于實際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

　　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價值產生的這種懷疑，是他們由信仰民主主義到信仰社會主義的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正是這種懷疑，推動了中國的仁人志士去探索挽救中國命運的新途徑。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與中國的獨立自由解放歷史性地聯系在了一起。也正是這種懷疑，使中國共產黨人為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斗爭，從一開始就具有了對殖民地廣大受壓迫民眾命運的強烈觀照，就與爭取更公平、更合理的世界秩序結合在了一起。

　　歷史是現實的根源，任何一個國家的今天都來自昨天。正如習近平主席所強調的，“消除戰爭，實現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國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中國人民怕的就是動蕩，求的就是穩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和平發展，從來都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最基本的元素、最鮮明的底色。

　　（四）維克多·雨果說過：“永遠不要忘記周年紀念日，開展紀念日活動，如同點燃一支火炬”。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讓歷史的火炬，照亮我們的未來？

　　關于一戰反思熱潮的興起，最直接的原因是戰爭的影響慘痛而深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百年前帝國主義主導的國際格局深刻轉型的標志性事件。戰勝國與戰敗國均遭到重創，歐洲文明涂炭。德意志、奧匈、沙俄和奧斯曼土耳其四大帝國土崩瓦解，導致全球力量重心的根本性轉移，歐洲的相對衰落和美國的“強勢崛起”，開啟了20世紀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版圖。

　　國際社會需要以史為鑒。然而，一些學者與政客炮制出“一戰重演論”，把中日關系與一戰前的英德關系相提并論，把當前的東亞局勢與一戰前的歐洲局勢聯系起來，暗示中國崛起將打破地區與國際秩序，把世界帶入另一場大戰的深淵。這種牽強附會的類比看似無意，實則有心，利用國際輿論對和平的期盼，將對戰爭的擔憂與矛盾的焦點引向了中國。“一戰重演論”正成為“中國威脅論”的又一個翻版。

　　百年一戰，百年滄桑。當前世界戰略格局、力量對比和國際秩序較之百年前已全然不同，但一戰暴露出的霸權爭奪、零和博弈等舊觀念仍未退出歷史舞臺，強調所謂“均勢”和“絕對安全觀”等西方論調依然以真理自詡。這也是為什么值此一戰百年紀念時刻，世界對和平與發展的呼聲如此強烈。

　　均勢，是一個建立在西方歷史經驗基礎之上的國際關系學概念。其邏輯是，均勢被打破，戰爭隨之而來。在打破均勢的諸因素中，新興大國對守成大國的挑戰，被西方國際關系教科書屢屢提及。自一戰以來，“大國沖突”“大國悲劇”“大國對抗”這些概念已經深植于西方對世界的看法之中。一戰百年，西方輿論出現借一戰比照中國的說法，就源于這樣的歷史觀。

　　然而，今天的世界，正處于一個由單極向多極過渡的新時期，歐洲的歷史經驗再也不可能成為唯一解釋現實問題的“黃金定律”。盡管如此，自19世紀逐步建立并被視為全球通行的“西方標準”，不可能痛痛快快地“退位”。特別是美國，甚至不再滿足于均勢，開始追求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絕對安全”。在他們的眼里，目前美國所享有的相對優勢絕對不允許任何勢力加以改變，美國的統治地位絕對不允許任何一個國家撼動，為了保持這種“絕對安全”，甚至不惜使用一切手段，遏制可能挑戰其地位的力量。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不斷增強，會招來如此多的質疑、敵視和圍堵。面對“另一條道路”朝氣蓬勃的發展，近20年來，西方或是故意夸張“即將到來的美中沖突”；或是刻意強調歷史上“幾乎沒有哪個國家的崛起沒有引發戰爭”；或是反復渲染“國強必霸論”。這些輿論攻勢甚囂塵上之時，正是中國快速發展，并通過北京奧運會、汶川抗震救災顯示出制度優勢的時候。觀點中所暗含的意識形態偏見，成為多種多樣“中國威脅論”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