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毋庸置疑,中國堅持自己的道路并取得卓越成效,動搖著西方的制度自信。中國的出現,從根本上顛覆了他們的歷史邏輯。悲觀由此而生。他們怕的不只是一個不斷強大的中國,更怕的是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
有外國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國際關系史上所謂的“大國悲劇”大多發生在歐洲,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只是地方性理論。但美國和西方卻把這地方知識視為普世的真理,并且在實踐中十分相信。
從本質上看,這源于西方對一個不得不分享其主導權的多元世界的悲觀,源于西方對其歷史模式不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悲觀。當舊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冷戰時期的集團對抗不復存在,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無法單獨主宰世界事務。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十幾億、幾十億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現代化,多個發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區逐漸形成,成為國際關系中的重要力量和國際體系的正能量。這是百年歷程最為激蕩人心的變化,也是一些西方守成大國不愿面對的變化。
這種變化,是時代的潮流,不可阻擋。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進入21世紀,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在今天的世界,“均勢理論”只能導致國與國之間軍事準備的不斷升級,“絕對安全”本質是一極獨大的霸權思想。安全應該是普遍的,不能一個國家安全而其他國家不安全,一部分國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國家不安全,更不能犧牲別國安全以謀求自身所謂“絕對安全”。否則,就會像哈薩克斯坦諺語說的那樣,“吹滅別人的燈,會燒掉自己的胡子”。
還記得去年三月,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演講時,提出了“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其后,他又多次強調,“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應該牢固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順應時代潮流,把握正確方向,堅持同舟共濟”。
這是基于對當今國際格局深刻洞察的戰略思考,是社會主義中國對人類文明走向給出的解決方案,是一個強大起來的中國對世界和平的殷殷期望。
?。┱`用歷史是一種罪過,而濫用歷史更甚。用一戰的歷史經驗“套解”今天的中國,掩蓋了真正應當從這場大戰中汲取的教訓,它有可能帶來兩個危險。
第一,它有可能讓人們忽視日本右傾思潮的復活。
不久前,反戰代表作《安妮日記》在日本圖書館中被撕毀。以色列駐日大使康露思一針見血地指出:“這雖然是某些特定的個人和團體所為,卻反映了日本社會整體的態度和氛圍。”
右傾思潮與戰爭有直接關聯。它是極端民族主義的土壤,是帝國主義情結的酵母。一戰時的日本就如同一個浸泡在右傾思潮中的發酵體。沒有這一發酵過程,不可能有后來的侵略戰爭。二戰結束后,日本右傾思想的“發酵池”沒有被清洗干凈。在兩強的冷戰對峙中,日本輕而易舉地找到了遮掩歷史瘡疤的借口,卻失去了在反思中重新認識自我的機會。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已經成為亞洲無法實現和平發展的最大禍根,這是我們在紀念一戰百年時必須清醒看到的。
今天的日本,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安倍試圖重新武裝日本的舉措,與那些舉著紀念希特勒標語牌走上歐洲街頭的極右分子之間,似乎有著一種默契。一旦跨過“修憲”“建軍”“重整軍備”這幾道門檻,日本軍國主義的戰車會不會隆隆發動?
警鐘必須敲響。保持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高度警惕,認清日本試圖掩蓋重新武裝的真實目的,堅定不移地遏制軍國主義的復活,亞洲和平與世界和平才會有保障。
第二,用一戰的德國比照今天的中國,還會帶來另一種危險——戰爭預言的自我實現。
一戰的教訓告訴我們,認為戰爭不可避免的觀念力量極為強大,它會一步一步地把對立方引向戰爭的深淵。
修昔底德說過,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戰爭無可避免,是因為“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這就是迄今仍然在決定著西方對中國發展認識的“修昔底德陷阱”。其危險在于,它看上去似乎是在提醒人們對戰爭做好準備,實際上卻是在增加戰爭的必然性?!坝嘘P同中國的沖突不可避免的觀念可能會產生自我實現的后果?!泵绹鴮W者約瑟夫·奈在分析為什么一戰不會重演的原因時,這樣提醒世人。
正確反思一戰、吸取教訓的關鍵之一,恰恰在于西方大國應拋棄二元對立觀,避免在世界制造沖突、隔閡與對抗,導致兩敗俱傷,只有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才能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