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研究視角的國際化。智庫的經濟研究主要分析世界、國家當前及以后的經濟政策，促進經濟理論研究水平的提高，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使經濟理論和實踐發展相結合。由于注重具體問題，如貨幣、稅收、財政、金融等，一般都持比較開放的態度，支持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所以智庫的經濟研究在促進世界的經濟發展和繁榮方面起到的作用極具建設性。

　　在經濟研究領域，比較著名的一流智庫有布魯金斯學會、布魯蓋爾研究所、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等、亞當·斯密研究所、查塔姆社、卡托研究所、米爾肯研究所等。在當今世界共同關心的熱點問題領域，如全球環境變化、能源發展以及醫療衛生等，智庫也積極發揮了其專業與綜合的能力。比較有名的環境領域的智庫包括美國的世界資源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等。

　　第三，人才隊伍的國際化。西方智庫秉承開放的、不分種族、用人唯賢的思想。這與其以移民制度為核心的人才吸納政策息息相關。美國名校大學生中國際學生比例普遍達到10%以上。這些人才畢業后，憑借對母國地區的了解，有不少被智庫機構吸納，成為研究移出國國際事務的專家。近年，中國的崛起引起西方智庫的興趣，為保證前瞻性、深刻性的分析，美國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在2014年2月聘任華裔研究員李成教授為中心主任。李成憑借對中國領導人的深入研究，成為美國頂級中國問題研究團隊的領頭羊。他帶領的團隊成員包括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的杰弗里·貝德、克林頓時期任國家安全事務總統特別助理的李侃如、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等，其中很多人至今仍是奧巴馬政府高官們獲取信息的源泉。[3]李成任職后，會加強中美兩國年輕學者的交流，加強布魯金斯學會與中國的聯系。

　　此外，美國智庫機構與政府部門的“旋轉門”機制，保證了全國對國際事務最資深的學術專家和行政官員，加入到智庫人才隊伍中。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很多卸任的官員選擇到智庫從事政策研究——基辛格就是典型之一，他在對哈佛大學國際關系研究班和外交關系協會效力多年后出任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還有著名的國際政治學者《大棋局》及《大抉擇》的作者布熱津斯基，就是從國際戰略研究所進入卡特政府內閣的。布魯金斯學會主席斯特普·塔爾博特被克林頓任命為常務副國務卿、總統特別助理，企業研究所的著名經濟學家勞倫斯·林賽出任小布什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而智庫的研究者很多到政府擔任要職，從研究者變為官員。他們在任期已滿后，多數會選擇回到智庫組織，繼續進行研究并實施政策影響力。他們的實踐經歷，將會對智庫的國際化研究起到很大幫助。奧巴馬總統的國家安全團隊名單中，有多名智庫研究專家，包括由美國大西洋理事會主席瓊斯(James Jones)出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國家亞洲研究局國安部門主任布萊爾(Dennis Blair)接掌國家情報總監(DNI)，以及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萊斯(Susan Rice)出使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等。現任布魯金斯學會200多名研究員中，有1/2的人具有政府工作背景，擔任過駐外大使的就有6位之多。[4]

　　第四，影響力國際化。智庫通過組建全球或地區性智庫網絡，擴大自身的全球化影響。智庫網絡往往得到國際組織、私人基金會的支持，往往會在國際組織平臺上發表意見，傳播思想。區域性智庫網絡數量更多，在推動解決區域性問題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東亞合作暨東亞智庫網絡、東南亞國際問題及戰略研究網絡、非洲的重建基金網絡、拉丁美洲的創業基金網絡、歐洲的政策過渡網絡、泛歐洲政策網絡、前蘇東地區智庫網絡、和平伙伴網絡等。

　　第五，傳播方式的開放性。發達國家智庫通常就熱點外交政策問題舉辦大型公開會議，邀請專家進行討論，或者宣布研究成果。除了一些固定的貴賓級的名人和媒介會專門邀請外，社會各界公眾都可以自愿報名參加會議，額滿為止。像這一類大型的公開會議，都可以在各大智庫的網站上看到現場的文字記錄和音頻或者視頻記錄。這種開放性的傳播方式，促進了智庫國際化的影響力。

　　正是因為這種傳播模式的存在，使得美國智庫被稱為沒有固定學生的大學。布魯金斯學會在2007財政年度舉行的大型公開會議有200多次。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每年舉辦700多次會議，美國企業研究所在2005年舉辦了200多次會議。[5]